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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骚扰的法律概念和配套立法完善 【摘要】禁止性骚扰以列举的方式被写进《民法典》第1010条，标志着性骚扰行为正式成为法定的、可诉的典型民事侵权行为之一。通过梳理性骚扰立法过程和国内外立法特点，指出我国相关立法的缺憾，在解析性骚扰法律概念的基础上，明晰其侵权客体和行为特征，并指出用人单位的合理预防义务和救济义务在配套法律法规中的立法完善重点和建议。 【关键词】性骚扰 性自主权 人格尊严 雇主责任 2020年5月28日审议通过的新中国首部《民法典》第1010条，首次在基本法律中分两款全面规定了“性骚扰”的概念和相关单位的民事责任，弥补了长久以来性骚扰法律概念不明的空白，为后续配套立法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我国性骚扰立法历经曲折 性骚扰问题由来已久，它严重妨碍被骚扰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有碍社会风化和道德建设，违背现代社会关于人权保护的基本价值，为各国文化所不容。性骚扰现象由来已久，但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一个单纯个人道德问题，如常以“非礼”、“耍流氓”等代称，民事法律、行政法规并不主动干预之，法律的“放任”使得性骚扰者有恃无恐，被骚扰人有苦难言。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职场性侵犯现象开始受到关注，并首次被冠之以“性骚扰”一词。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从批判法学的角度，将性骚扰的本质归结于性别歧视，该观点在1986年“文森诉美驰银行案”中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纳。麦金农开创性地将性骚扰划分为交换利益性骚扰和敌意破坏性骚扰两大类，此划分也逐渐被其他各国立法所借鉴，成为性骚扰立法的基本法律形态。当前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主要有美国式的反性别歧视和欧盟式的维护公民人格尊严两种模式，其主要区别在于对性骚扰侵犯客体的认定不同。前者认为性骚扰侵犯的主要权益是性别平等、劳动安全、工作环境权等，后者着重于人格尊严等私权保护。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兼采二者之所长，通过《性骚扰防治法》、《两性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三部法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性骚扰相关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国大陆地区关于性骚扰的立法相对滞后。性骚扰一词是在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期才被引入中国学界，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中被拆解为聚众淫乱罪、寻衅滋事罪等四个罪名，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也仅处罚的是最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对于最常见多发的一般性骚扰行为其民事救济方式缺失。在1998年、1999年、两会期间曾分别有代表提出专门的“反性骚扰法”立法议案，都最终均未获重视，而是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了首次“入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第58条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仅宣示性地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究竟什么是性骚扰、性骚扰的表现形式、性骚扰的责任承担等等均未涉及。 在司法实践中，从西安莲湖区法院受理的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件败诉，到武汉江汉区法院、北京朝阳区法院判决的两例性骚扰案件胜诉，民众对性骚扰的关注日益提高，要求立法的意向更加清晰、坚定，更是出现了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将性骚扰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刑事判决的先例，司法实务中对性骚扰的表现也逐渐提炼总结为言辞、肢体行动、电话短信等方式，对电话录音、精神损害赔偿等证据类型和侵权承担方式进行了肯定。之后学界继续通过提交相关司法解释专家建议稿、立法议案等多种途径助推性骚扰立法进程，历时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新中国首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得以体现，明确了性骚扰的侵权客体和法律概念，实现了性骚扰立法的重大突破。 二、性骚扰的法律概念解析 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第一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探讨性骚扰的成立条件之前，需要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性骚扰与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的区别。强奸罪的犯罪客体是女性的性自主权，其犯罪对象只能是女性（对象认识错误的犯罪未遂中，受害人可以是男子），犯罪主体只能是男性（行为犯只能是男子，女性仅可构成帮助犯、教唆犯），强奸罪是以性交为目的的严重犯罪，已经远远超出性骚扰的范畴。强制猥亵罪在经过《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之后，其犯罪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女性，是性骚扰中的严重情节，刑法将其独立成罪，故也不再将其纳入本文性骚扰的范畴。本文所述性骚扰主要指向性胁迫、性诱惑等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民事侵权行为，性骚扰的对象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实践当中以女性为最普遍。 首先，性骚扰的侵权客体是公民的人格权，是公民的人格尊严和性自主权，尤其在工作场所的敌意环境性骚扰中，还同时侵犯了受害者的平等就业权、劳动安全卫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