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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摘要：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更广泛地传到了中国，打破了中国人的“华夏之辨”的思维定式，各个阶级从不同程度上开始接收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这就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探索及改变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国人切身感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和蛮横。一些封建地主阶级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禁烟过程主编和翻译的《四洲志》、《华夏夷言》、《各国律例》等，是中华民族了解泰西时态的最初资料。就思想体而言，林则徐依然是传统型的，是政治和军事要促使他重视“夷务”，他的思想以儒学的修齐治平为根本，以国计民生和经世致用为取向，时代的巨变使他开了面向世界的先声。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人在近代首次发出要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是中国主动采纳西学的起点。魏源的师夷，是处于反侵略的需要，但当时列举的泰西长技，基本上限于器物制造和军事技术，虽然也对西方体制做了阐述，但也只是旁观性的，并不主张以此为师改变中国的体制。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严谨教训。此后，“夷物”从此成为避不开的话题，思想界面临着一次深刻的挑战。在这一局势下，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由感性的“师夷以制夷”发展到理性的“自强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当时主持清廷政务的奕？、文祥等人。从思想体系上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曾国藩，熟读经史，谙熟内圣外王之道，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鄙视甚至痛恨列强的入侵，但却不盲目排外，在以儒家精神安身立命的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并未突破思想的藩篱。 对洋务思想有所建树的是冯桂芬，他最早提出 “中体”和“西用”，而洋务重臣张之洞对其极为赏识，大力提倡，遂使这一学术词汇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语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洋务派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官员更为准确些，但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来解释西方，以中国传统的语词意境和典章制度来比附西方，这正是后来“西学中源说”的起源。他们对西方的器物发明和科学技术能够积极采纳，而对制度文化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同后来的维新派比，洋务派的思想依然是守旧的；但同此前的林则徐、魏源相比，洋务派的思想已经进了一大步。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现代化。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在外国留学的学生，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实践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程度前所未有，耻辱和反思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变化，由此催生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甚至连洋务派的代表奕？，也承认甲午之败的原因在于“西化”程度不够，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2] 维新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宣布失败，虽然只有103天，但是其思想文化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维新变法进行的教育改革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其中的许多举措都对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设立各种学堂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内涵与素质，翻译西方的著作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更多的思想开放的人才，废除八股，颁发各种奖励机制等都废除了思想文化上的禁锢，更加激励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这些举措相对于封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