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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味着不同的事物 “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原因，对它的发生、发展、提升乃至演变都应该有更多的辨析。“打工”与“文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场域，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不仅包含着作家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也包含着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打工文学”有自己产生的根据、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生活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复杂性。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打工文学”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打工文学”是一个多面的存在，对它的研究不是一块封闭的领地，即使具体到某一位作家某一文本的写作也很复杂，也有很多的向度与可能性。建构“打工文学”的理论诠释体系，需要灵活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种科际互动的开放视域和整体观察，需要一种难以归类又有活力的“整体批评”。 本书卷一《打工文学的类型学》尝试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打工文学”进行系统梳理，理清关于“打工文学”的一些认知问题，可以验证类型理论和类型批评原则的有效性，为文学类型理论的建构提供经验和证据，还可以更深刻和更公允地评价“打工文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类型是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已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作品集合体。文学类型中那些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具有稳定的形式和内涵样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文学样式叫做“类型文学”。文学类型的区分在文学话语中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不管浪漫主义时期如何把文学类型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并引入许多混合形式，低估类型概念的影响力仍然会是一个错误，而实际上，这种影响力甚至在最近的文学史中仍在发生作用。”①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被划分为许多类型，划分的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每一文学类型都有一套基本的惯例和代码，它们随着时代而变化，但又通过作家与读者之间的默契而被双方接受。 “打工文学”的类型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因为一件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精神方式和审美方式所决定的。目前，评论界在对“打工文学”概念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对其进行任何精确程度的界定都极为困难。什么是“打工文学”，就像什么是“文学”一样，这个起点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最难回答的终极性问题，卷一《打工文学的类型学》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一般而言，“打工文学”属于按题材分类的文学类型，但题材并不是划分它的唯一依据。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对打工题材的处理结果，往往存在着天渊之别。“打工文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文学类型，任何简单的定义都将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打工文学”可以细分出许多文学类型，细分后的文学类型所存在的区别不仅仅在题材上，而且是文体与形式上的差异。在卷二《打工小说的文本细读》、卷三《打工诗歌的精神谱系》、卷四《打工散文的话语分析》中，我将“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进行分别论述，是因为考虑到不同文学体裁的存在方式，需要强调以“以文学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因为在文学内部，不同体裁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异还大，叙事类作品和诗歌作品的特征就很可能互不相关。考察不同体裁的“打工文学”作品，批评家所依据的批评原则存在重大或微妙的差别。除了文体上的区分外，“打工文学”还可以细分出更多的文学类型，让我们从多方面寻找到文学的可能性与丰富性。根据“写什么”或“怎么写”的标准划分，“打工文学”可以细分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打工小说”可以细分出“先锋小说”“后现代小说”“留守小说”“回乡小说”“工厂小说”“流浪汉小说”等等，“打工诗歌”可以细分出“先锋诗歌”“口语诗歌”“留守儿童诗歌”“后乡土诗歌”“城市诗歌”等等，这种细分研究能引起我们对文学的内在发展和审美原则的注意。分辨率越高，观察到的图像越是精密。理论的意义上，分辨率的提高是无止境的，最终突显的是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文学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事实上，“打工文学”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文学，这意味着“打工文学”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 对“打工文学”进行类型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在各个层面去寻找文学的共性和个性，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中提出关于种类和组成它的独立单位之间、一个类别和多个类别之间的关系。卷五《打工文学的互文性建构》，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打工”的叙述，论证了中国当代“打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