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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本汉译过程中译者社会语言学能力的运用 关键词：翻译;罗杰贝尔;译者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翻译文本 一.引言 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制约着我们的思想：翻译是逐字逐句，字对字的翻译。翻译要求“信、达、雅”。这些标准要求译者将原作如实地翻译出来，而忽略自己的存在，要摒弃自己的主观感受，排除一切杂念，专心将作者的意思翻译给读者。所以，也就有了“仆人说”。杨绛先生有一仆二主的理论，认为译者既是原作者的仆人，也是读者的仆人，译者要小心翼翼伺候好这两个主人。要将原作意思忠实地表达出来，也要让作者读了满意。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译者本人也逐渐接受了这一定位，“俯首甘为孺子牛”，服侍好两个主子。传统的译论经常强调三点：一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掺杂自己的主观色彩;而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三是译者一切以原文为依归，惟作者是从。sup①/sup 但随着翻译理论的逐渐发展，人们意识到了译者所起的作用，也发现了译者创造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法国兴起的解构主义风潮给了译者身份重新定义的机会。罗兰·巴尔特宣称“作者死了”。作者在这本著作发表之时，他的见解已经是大家头脑中的样子了。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见解去解读作者的思想。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译者的地位也在渐渐提高，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对译者的身份给予应有的重视，但作为新时代的译者，我们应该发现这些传统观念的土崩瓦解，以及新观念的到来。 本篇文章所选用的理论是罗杰·贝尔所提出的译者能力理论。翻译项目选自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为与大脑科学》杂志，题目为《语言与生命史：人类语言发育与进化新视角》，作者为约翰·洛克（John L. Lock）和巴里·博金（Barry Bogin）。该杂志在行为科学同类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第二，译者选取的这篇文章是语言学与生物学相结合研究语言进化的产物，举例翔实，理论充分，言语论证严密，为译者的案例分析提供了丰富例证。 二.翻译理论介绍 翻译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悠久。由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国和西方世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传统，在许多情况下，相似的观点会迥然不同。然而，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在翻译理论中却只占一隅之地。传统的中国人思维里，译者只是雇佣工匠，遵从雇主的要求进行翻译。西方世界，译者不过是神灵旨意的记录者。但实际上，翻译作品的好坏和译者有很大关系。译品的优劣实质上是译者翻译能力的一种体现（胡庚申，2014：32）。贝尔在认知模式理论的关照下，认为译者不但应该必备五种知识，即：目的语知识、原语知识、文本类型知识、专业知识和对比知识，还认为“译者的能力应该有四种：语法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刘军平，2009：324）具备这四种能力，并运用这四种能力将翻译做好，才是好译作产生的关键。译者“是不同文化的沟通者，异文化的传播者，往往也是新思想的传播者”。（吕俊，侯向群，2001： 233）译者成为文化交流溝通的媒介。奈达（Eugene A.Nida）将译者能力视为翻译必须要首先考虑的前期因素之一。（2001： 97）。 三.社会语言学能力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社会背景下研究语言以及通过语言学对社会生活研究的交叉学科。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社会有关的语言研究是这时的发明，恰恰相反，对于方言以及词义与语言文化关系的一般研究由来已久。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杨永林，2001：403）。社会语言学具有双向性，既可以以语言为中心研究社会现象，还可以以社会现象为中心研究语言的问题。从交际的角度上讲，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就是为了交际。社会学家菲时曼（Fishman）采用了一个格言式的说法，来说明社会语言学所涉及的变量：什么人对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什么时候，说什么（1972： 46）。在全球化思潮的促动之下，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 获得了充分重视。（刘春霞等，2007：20）跨文化交际综合文化、语言等各种社会因素在一起，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而社会语言学因素是建造桥梁的必备材料。考虑到社会语言学因素，刘重德认为，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词语在语境中的内涵意义、暗示意义和推测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译文中如实地充分地予以表达再现（2002：45）。 四.文本分析 本文主要从微观方面讨论译者的社会语言学能力在翻译文本时的应用。根据文本语言特点，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1.笔者选择的文本类型是学术型，放在具体语境之下，语言应该平时，主要目的是为了传达文本信息，而不应该像其它文学类文本一样用词优美。2.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