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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推动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热潮。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造成“国人莫不谈革命”的氛围。同时也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出现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形成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所聘教员中，有自由主义派胡适，也有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有旧派学者黄侃，也有新派作家鲁迅（兼职）、周作人；有青年学者梁漱溟，也有“历史复杂”、且有污点、曾经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刘师培……如此等等，曾引起社会上的种种非议。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 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答辩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正是因为贯彻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京大学这所死气沉沉的官宦学校（学生被尊为“老爷”，监督和教员被称为“中堂”、“大人”），成为聚拢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各种思想彼此交汇、互相碰撞的学术重镇，成为五四时代“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 /公言报 “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原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众说纷纭的舆论，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自由与秩序》等多篇文章，从人类生存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其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世界的多样性，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李大钊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 五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五种影响后世的学说流派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中，有五种学说流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更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主义”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子们想到，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呢？有人提出，中国最缺科学，应办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0月，留美学生又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该社迁回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多方面，并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成员发展到600多人。 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