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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奠定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不同社会思想的交锋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无不是社会各界围绕着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哲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展开的思想理论交锋、争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也避不开思想交锋，反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177-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的结果[1]。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从思想交锋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试图进一步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一、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1955年，经济建设中关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与斗争；1958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63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1978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1996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97年，关于改革开放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争论；，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等等。而这些思想交锋中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问题。因此，要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 （一）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世界普遍性。相比而言，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就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普遍与特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会有差异性，要实现其统一，就会不断地相互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理论，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也是一对矛盾，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仍避不开斗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相对真理，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因此，其理论本身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遭到质疑。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就出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而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封建社会。此时，不就引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吗？ （二）思想交锋常常表现为“马”与“非马”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形成了两大经济基础论，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过渡时期唯一的经济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为这一基础服务。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过渡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由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形态。”[2] 以此，他们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样纯哲学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