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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 [摘要]探讨支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先后形成的“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产生的“特殊逻辑”，既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本质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执政理念生成的时代逻辑根据。改革开放前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新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就是确立了“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和至上的权威，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执政理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逻辑进程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64-07 党的十七大以后，许多论者发文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基本问题、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和构建原则。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探讨还不够，执政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核心，直接指导着每个时期党和国家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人们对执政理念理解的正确和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执行。因而，按照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探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生成的内在逻辑机制及其逻辑进程，既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本质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执政理念生成的时代逻辑根据，从而增强人们辨别、理解和执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自觉性，同时可以使人们从理论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未来发展的逻辑走向。 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笔者认为，上述执政理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实践基础和特定的理论依据。“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执政理念，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遵循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所提出的执政理念。 一、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作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执政理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据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按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论战中的说法，建立社会主义确实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这些当时的俄国都不具备，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列宁没有否定物质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又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巨大创造精神，认为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推动下创造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应该说，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把条件成熟后夺权，改变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 与俄国相比，无论从物质生产力还是从民众的文化素质来看，中国都更加落后。要在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发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改变历史顺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层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社会建设的层面上则必定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想象不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今天知道，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去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不能急于消灭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才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急于否定市场经济，在这里，正如马克思针对当年德国的落后（相对英国而言）所说的，中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落后国家，由于条件不成熟，它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为地发动，借助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充分发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