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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学术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2-0028-0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战中，“新思潮派”成员、“中国农村派”成员、张闻天、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者与“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动力派”、国民党“改组派”、“中国经济派”等围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展开了论战。论战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者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论成为主导，并为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理论界所认同。目前，许多学者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诸领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深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期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客观情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与社会危机的正反对比、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与宣传等诸多因素，为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政治与实践契机。论战各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解中国历史和现实，争取论战的话语权。 译介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人民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工作。从1927年到1937年，共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著作100多种，仅一些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的马恩列斯著作达113种之多。从1929年到1935年，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共产党刊”为罪名查禁和查扣的书刊近500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其生平事业的书籍数十种，从中可以窥见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盛况。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和出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针对性地新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相关著作，以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方面的著作为主。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译》等；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等；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近代唯物论史》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何兹全先生回忆说：“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这些著作的输入和出版为论战提供了必备的理论条件。二是出版的著作以单行本为主，较少在报刊上连载。除一些节译本、摘译本外，全译本开始增多，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首次出现全译本；有的著作有重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的著作同时出现许多版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四个版本。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步向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过渡，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向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转变。在1928年到1930年出版的十本“马克思研究丛书”中，仅有2本是马克思的原著，其余8本是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四是输人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以苏联为主，日本、欧洲渠道退居次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西洛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等六部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等、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等及德国狄慈根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等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五是翻译质量较五四时期有所提高，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受翻译水平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质量仍很粗糙。侯外庐在回忆译读《资本论》时说：“我们的译本既是不成熟的，又是未完成的，在它问世的年代，仅仅聊胜于无。”李一氓也说，他当时的译本“意义不清，文句不顺”，“今天连自己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