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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社会主义论”解读 ［摘要］本文回顾了科学家钱学森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提出“社会主义论”这一理论课题，略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环境的再认识，强调他的再认识是以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为指导原则的。 ［关键词］钱学森；社会主义论；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Ｂ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９－０６ 钱学森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科学家。翻阅《钱学森书信》就会读到“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１］，“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２］，这样的话比比皆是。但钱学森毕竟是科学家和学问家，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主要体现在学术理论思考上。“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有那么多问题等待哲学社会科学界去解决，真使人有‘危机感’了。”［３］危机感使晚年钱学森把很大精力投放于研究社会科学，努力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锻造新的科学理论。以钱翁的用语讲，这种理论探索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论”。 一、导言：论题的形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身处变革大潮，开始研究社会科学而又极具历史感的钱学森，已经感觉到时代变迁的脉搏跳动，领悟到历史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唤。他决心跟上时代步伐，投身于这种理论探索中。 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潮流，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一个快速变化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科学理论。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自觉运用了系统科学的整体观、过程观、环境观、非线性观、动态观等等，颇具理论深度和新鲜感。当然，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１９８４年７月５日钱学森致信中央党校的吴健提出：“现在世界上的确出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没有，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４］同年年底又致信吴健：“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您何不写一本新的什么阶段？”［５］这表明，钱翁意识到世界历史发生了时代性改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给诸多标志新时代的新事物、新情况以新的理论概括，写出新时代的著作。“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这自信而豪迈的言词表明，钱翁认定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学人的重大责任。至于新书和新时代的主题和名称是什么，他尚未想清楚，只能猜想类似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大致上是“新的什么阶段”。而新书的作者，钱翁认为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他自己则是点火者、推动者。 １９８５年５月９日他致信国家体改委的唐明峰说：“总之，世界在前进，我们要研究新事物。我也想：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１９１６年，快七十年了，该有一部新著作了。谁来写？”［６］钱翁想的、说的还是同一件事，其急切的心情跃然纸上。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致信吴健：“我祝您在未来十年中写出《资本论》的续篇”。［７］此信有两点重要新意。其一，新著作在内容上是对新时代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态势和走向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论述，称得上《资本论》的续篇。其二，这样的著作所用方法也应该称得上《资本论》的续篇，那就“一定要用数量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同上）但新书的主题仍然不够清楚，还不能拟定具体的书名。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２日他再次致信吴健指出：“那时列宁还没有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迫切要回答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真是心急如星火！”［８］钱学森这时的认识有了重要新进展，明确了列宁时代与当前时代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同需求。列宁面对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列入日程上来，他的书没有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数十年的摸索和实践，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新时代的主题明确了，新书的主题应是回答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此意在后来给朱光亚的信中说得更明白：需要的“是探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书。”［９］但新书书名仍未想清楚，表明此时钱翁思考的理论深度尚不到位。 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是规定和表现新时代到来的历史事件。它激起社会主义者钱学森的高昂斗志，喊出这样的时代呼声：“在今日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暂时困难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宣传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要结合１００年来的事实，加以宣传。”［１０］这些事件更激发了钱学森的理论悟性，把近十年来思考的理论问题完全想清楚了。在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５日致中国社科院孙凯飞的信中说：“您和于景元同志在撰写的大文章是一篇重要文章，它实际是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将来可以继续努力，写成一本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