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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模式”的张力与生命力 汪玉凯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 世界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关注——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能高速发展，除了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之外，肯定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有人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理论和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虽然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30年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一模式体现出的政治模式是什么呢，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中国已确立自己的政治模式 从政治视角观察，笔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如果把这一模式高度抽象，可归纳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内涵有三： 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家的整个公共治理架构中，存在着党政并行的两套公共治理组织：一是政府的行政系统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的事业系统，一是执政党的党务系统。尽管这两套组织有一定的职能交叉和重叠，但在国家的公共治理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公共治理架构体现的是党政一体化下的多元化趋势，而西方国家体现的则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多元治理趋势，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法制基础。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凸显人民主权地位，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式的代议民主制，保障人民权利，实现民主政治。 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模式。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特征。它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 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体现了自身的优势： 一是用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和政治语言，阐释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按笔者的理解，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诸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广泛认同。而中国政治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价值。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人本和谐”理念等，在一定意义上正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二是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这有利于聚集国家的力量，集中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是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由于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导致的社会撕裂以及民主政治发展成本过高等问题。 四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快地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中国近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与中国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 “中国政治模式”面临的挑战 在对中国政治模式作出客观描绘并充分肯定其优势的前提下，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一政治模式面临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处理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如何防止党—国家体制的倾向。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走向了政党政治的道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政党的作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这大概没有固定的模式。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摆正与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的关系，进而处理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否则，一旦出现了强化党—国家体制的倾向，就会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在多元文化趋势下，如何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在观念形态领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以往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看，曾有过深刻教训，如“文革”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意识形态中心”三者高度重合为一，就带来了严重后果。“文革”结束之后，在重构中国的文化价值方面，我们有过很多探索，但并不很成功。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文化价值的重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存在着公共治理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这样的政治模式在现阶段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如何淡化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重构文化价值，是必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