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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中国梦”的政治两维 摘 要：以国家危机为开端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激发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的“中国梦”。主权危机和民权危机，决定了“中国梦”在政治层面上的两个维度，即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根据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向和本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中国逐步确立了“主权优先、兼顾民权”的原则，并以此来处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关系。要确保这一原则能够被自觉贯彻，则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关键词：民族国家； 民主国家； 中国梦； 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69-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题为《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时，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概括“中国梦”，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梦”的讨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梦”进行诠释，但已有的讨论大多局限于揭示“中国梦”的意义和价值，而对“中国梦”形成的历史背景、具体内涵和实行途径等问题却少有论及。笔者认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的“中国梦”，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并包括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等内容的复杂体系。具体而言，“中国梦”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国强”与“民主”，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富民”，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文明”，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上表现为“和谐”。鉴于“中国梦”的复杂性，本文将仅仅从政治层面上对“中国梦”进行探讨，“国强”与“民主”意味着“中国梦”在政治层面上包括了两个维度，即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设，这成为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两条主线。 一、国家危机的出现：“中国梦”形成的历史背景 作为对近现代中国国家梦想的概括，“中国梦”的形成是以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反思为基础的，反言之，对近现代中国国情是否有正确认识，也成为人们是否能够全面、准确地概括“中国梦”的关键。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拉开了近现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大幕，而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低起点”和“被动性”则决定了1840年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低起点”使近现代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处于守势，而“被动性”则使近现代中国在接受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消极，两种特性共同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只有在国家危机产生时才能认识到国家现代化的真谛，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之前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历史。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将中国这段历史称为“全面危机”产生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共同发生了危机”，而全面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为激发“中国梦”的现实基础。 “中国梦”在政治层面上的主要内容，源于近现代中国在政治领域所遭遇的危机，即主权危机和民权危机。所谓主权是指“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相对于国内公民和其他国家而言，主权具有统一性、永恒性和权威性，“主权是统一的、最根本的权力，国家中的一切权力都从属于主权权力”。所谓主权危机，是指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延续性和权威性受到了威胁，相应地，主权危机也就包括主权的统一性危机、延续性危机和权威性危机等。所谓民权，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所享有的、由国家保障的基本需求，主要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讲，民权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全面性等特征。所谓民权危机，是指民权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全面性受到了威胁，相应地，民权危机分为普遍性危机、平等性危机和全面性危机等。 近现代中国的主权危机和民权危机，始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加深，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达到顶点。就国家主权而言，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屈辱史，中央政府虽然在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却无法对全国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国家主权的延续性虽然没有被中断，但其统一性和权威性却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同时来自于内部和外部。就内部因素而言，中国自清末就一直存在着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以地域为界、以地方自治为名，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以至中央政府的权力形同虚设；就外部因素而言，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的国家主权不断被侵蚀，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被撕裂，以至于中国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民权状况而言，在缺少国家主权的有效保护下，中国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无论是普遍性、平等性，还是全面性都受到了威胁。具体来讲，民权的普遍性危机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的需要无法在公共权力缺位的情况下获得满足；民权的平等性危机主要表现为，获得公共权力保障的部分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以致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开启之后迅速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