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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2010 年 01 月 18 日 16:58 凤凰网历史综合【 】 【】 （四） “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在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惩罚，而不株连 无辜。原话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称 : “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公羊传》解释 : 畔也。畔则曷为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后讳也。 《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 君子之善善也长， 恶恶也短。 恶恶止其身， 善善及子孙。 贤者子孙， 故君子为之讳。 汉代经学家据此引申为“罪止其身”，从而成为汉代“引经决狱”的一条重要原则。例如，《后汉书·杨终传》 : 建初元年， 大旱谷贵， 终以为广陵、 楚、济南之狱， 徙者万数， 又远屯绝域， 吏民怨旷，乃上疏曰 : “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臣窃按《春 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 冤滥，家属徙边。 加以北征匈奴， 西开三十六国， 频年服役， 转输繁费。 又远屯伊吾、 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 ” 故章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再如，《后汉书·刘恺传》 : 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 遂增锢二世， 釁及其子。 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恺独以为“《春秋》之义， ‘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 : ‘上刑挟轻，下刑挟重。’ 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 : “太尉议是。” 当然，如同“首匿”一样，“恶恶止其身”也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汉王朝明确规定 : “《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汉书·景帝纪》注引如淳曰）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恶止其身”也不可能被真正执行。因为它的提出同所谓“善善及子孙”直接相连，既然是要“善善及子孙”，那么作为其反面，由于利害相关，也就不可能是“恶恶止其身”了。别的不说，汉代族刑连坐法的盛行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所言 : “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无罪，无罪者寡矣。”（《盐铁论·周秦》）所以，这就决定了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真正执行。 （五）“《春秋》诛首恶”。此语也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二年载 师、晋师灭夏阳。”《公羊传》解 :  : “虞 虞，微国也。曷为序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贿，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 这种断狱原则主要是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就其性质而言，它与“原心 定罪”中董仲舒所说的“首恶者罪特重”比较相近。但二者又有不同 : “原心定罪”强调的是如何定罪， “《春秋》诛首恶”则是如何量刑。所以，汉王朝也把后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断 狱原则独立运用。 例如，《后汉书· 梁商传》 载，永和四年， 考中常侍张逵等人不轨， 其“辞 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 : ‘《春秋》之义，功在元首，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 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应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有止逮捕之烦。’（顺）帝乃纳之，罪止坐者”。“《春秋》诛首恶”的运用，反映了汉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既要对图谋不轨者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同时又希望不滥行淫威，少用刑罚。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宽猛并施”基本态度的一个具体例证。 （六）“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若于国有功，断狱时可将功抵过，免受法律的追究。 这种断狱原则主要是针对官吏犯罪的。 它也是语出 《春秋公羊传》 。《春秋》 僖公十七年载 : “夏灭项。”《公羊传》解释说 :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 《春秋》为贤者讳。 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例如， 《汉书·陈汤传》记载，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西域副校尉陈汤擅兴师，击 灭匈奴郅支单于。 石显、匡衡等认为， 他们的行为实属 “矫制” ，且陈汤有贪污罪， 当治罪。而刘向则提出 : “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 甘、陈应“除过勿治，尊崇爵位，以劝有功”。元帝从之，诏“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因用兵失算，为梁松所陷害，在病死后，还被光武帝 追夺新息侯印绶。有朱勃亦上书申述说 : “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厭海内之望。”这种所谓“以功覆过”，实际是汉代官吏在法律上的一种特权。它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巩固后，地主阶级对其等级制的维护，只不过是采用经学渗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