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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与文学思考 本文 一研究初唐文学，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初唐 一直沉浸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从修史过程中的参与，读史、论史中 的影响，到历史意识的滋生和强化，无一不与文人密切相关，历史意 识与文学意识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初唐的修史分为修“国史”和 修前代史，在所修的前代史书中，仅列进清人所谓“正史”《二十四 史》的就有“六书”、“二史”共八部史书，占全部正史的三分之一， 也占了唐前十五史的一半以上。但更引人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参与 修史之人。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统计，从高祖起、迄睿宗 止，时间约近百年，参与修史者就多达 67 人，帝王后妃尚不在内①。 这 67 人中，有 48 人在《全唐诗》和《全唐文》存录下了作品。另外， 据新、旧《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 考察，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原本是有文集的，文集规模还相当可观，在 10 卷以上的有陈叔达、令狐德棻、颜师古、孔绍安、萧德言、魏徵、 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来济、刘子翼、李义府、薛元超、 上官仪、崔行功、李安期、于志宁、李敬玄、徐彦伯、崔融、徐坚等， 有的多达 60 卷以上（如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崔行功、崔融等）， 更多的甚至超过了 80 卷（如《许敬宗文集》）！煌煌巨著，熠熠生辉， 其中不乏像魏徵、李百药、上官仪、崔融这样一些在文学史要专门写 到的名家。相关史传中也一再称道这些人的文学才能，说他们“好属 文”、“能诗文”、“善文”、“善文词”、“解属文”、“善属 文”、“善缀文”、“有文词”、“能诗”、“工诗”、“工五言”、 “以文藻知名”、“文辞雅美”、“以诗酒自适，尤长五言”、“以 文翰见称”“、文学宏奥”，等等。虽然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并 不值得称道，其所修史书也因此备受诟病，批评者说初唐“史官多是 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 实。”（《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专尚虚辞”，“作者 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 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通释》 卷四《论赞》）等，都颇中肯綮，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史学家具 备文学家的素养、文学家具备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的情况却又成就了文 学的特殊意义，从此处正可以看出初唐历史与文学互动与渗透的最为 微妙的动态关系。读史和论史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 的人群更为庞大，更为广泛。初唐人笃好历史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 上至君主大臣，下至文人学士，读史、论史蔚成风气，特别是在太宗、 高宗时期，差不多已经成了当时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比如王绩曾向陈叔达借读《隋纪》②，唐太宗曾将荀悦所撰 的《汉纪》赐给李大亮，李纲曾读《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 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学者注《后汉书》，李善撰《汉书辩惑》，郝处俊 尤嗜《汉书》，徐坚曾受命“删改《唐史》”，王勃九岁读颜师古注 《汉书》，作《指瑕》以摘其失。 1 此类甚多，不胜枚举。除了读史、 注史，还有评史、论史。王绩、陈叔达书信往来讨论史书的问题，卢 照邻、王勃有《三国论》，宋之问有《在桂州与修史学士吴兢书》等。 唐太宗对历史的兴趣可谓前无古人，对历史的熟稔水准足以令人惊叹。 在《修晋书诏》中，他曾对前代所存十八家《晋书》一一点评，这些 评论虽然未必尽善，但绝非悬空虚拟，是真正读过之人才说得出的。 翻检唐代文献，评史、论史的场景随时可见，皇帝论史，大臣论史， 朝堂上论史，宴饮时论史，君臣之间论史，臣僚之间论史，帝王训诫 皇子皇孙时论史，连后宫中嫔妃也常常以史为说①。修史、读史、论 史的结果，是初唐历史意识的滋长和强化，在初唐人心目中，史的地 位神圣而不可动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历史意识对当时人的影响： 一件是关于唐太宗的，太宗想看当朝起居注里怎么写自己，不敢直说， 只好打着“用知得失”的幌子向史臣求情。另一件是关于张说的，张 说在张易之、张昌宗威逼利诱下，差一点作了伪证诬陷魏元忠，幸得 宋璟、张廷圭、刘知几等人劝诫提醒，才不至铸成大错。多年后张说 已为玄宗宰相，见史臣实录，欲“删消数字”而不可得。 23 两件事情 中的主角，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刘知几等人竟能以“无污青史” 这样的理由劝止了张说的同流合污，而张说竟然以一次并无实际行动 的犹豫而永远带上了历史的污点；唐太宗更是以九五之尊，三番五次， 口吻几近哀求。这一切所为何来？如果不是看重史的褒贬，作为帝王 和宰相的太宗和张说还会不会如此紧张不安？如果不是强烈的历史意 识深入人心，还会不会在意史官的记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不 难推想，在如此浓郁而强烈的历史意识下，初唐文学想不受历史的影 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二历史意识无声地浸染着初唐文学。首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