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及其著作述评.docxVIP

孔飞力及其著作述评 摘要：孔飞力，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每本著作一经问世都会引起轰动。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后来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孔飞力的著述进行研究：清朝的衰落及其叛乱的根源一人口压力;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一官僚君主制。 关键词：孔飞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海外中国人》（2009）。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他的每一本著作一经问世都会引起轰动。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后来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 在孔飞力之前，无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传统——近代”模式，都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一成不变的状态，直到西方冲击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孔飞力则不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革起始于“西方入侵”的假设提出质疑。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令人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作为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本身便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的知识人——这是世界历史普遍性潮流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中国才有的独一无二的趋势——是很难将“封建主义”被推翻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来影响的。 以此为起点，直到他写《叫魂》，再到写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形成了孔飞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想——“内在导向”，他将关注的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他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思想：“第一，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现象的重要性;第二，以地区、省、县或城市划分中国，进行地方史研究;第三，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民众的历史;第四，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 一、清朝的衰落及其叛乱的根源——人口压力 孔飞力指出清朝的衰落及晚清的叛乱是“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造成的，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人口压力，孔飞力称其为“盛世下的危机”，这种研究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中。“19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 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康熙五十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之大规模战争结束，国家进入相对稳定和平发展时期，这些都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二是雍正二年（1742）“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取消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人头税，使以前隐匿的人口显现出来;三是在中国发现新的食物——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 人口增长毫无疑问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了周围的地面。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之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严重的洪灾持续不断。从1780到1799年的二十年里，有十二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年至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災发生。” 人口压力还表现为流民数量的增加。随着人地矛盾和土地兼并的加剧，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尚未充分开发的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涌进的流民则多为汉族。随着汉族人口的急剧增加，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围绕土地等资源展开械斗。 孔飞力认为：“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 孔飞力进一步指出，人口的增长对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这些冗员利用官官相护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