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铜制作技艺 铜商文化与铜都会泽 滇南铜都会泽.docx

项目：斑铜制作技艺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类别：传统技艺 地区：云南省曲靖市 编号：Ⅷ-118 滇南铜都会泽 云南斑铜工艺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卞伯泽先生著写的《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记载，今天的会泽县、东川区、巧家县，曾经同属一个行政区，同属一个地域，同饮一江之水，同享古堂琅的辉煌历史。这个行政区就是东川府，是有名的“铜都”。有铜的地方，也就出现了相应的工艺，包括斑铜工艺。 会泽的铜商文化可追溯到商代晚期的铜矿开采。后来，铜商历史文化不断繁盛，比如战国时期的铜釜制造及外运，东汉时期的“堂琅铜洗”，三国两晋时期的白铜，五代时期的采银太监坟，清代铸造的钱王“嘉靖通宝”等。但最鼎盛时期是清代中期，时人以拥有东川铜器、“会泽钱王”、“迤车砚台（铜制）”为荣耀。 嘉靖通宝 历史上会泽的铜矿资源极为丰富，绵延3000多年。但是，不管是铜料的外运，堂琅铜洗的传世，还是白铜的发明创造，都对全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清朝中叶铜商文化鼎盛繁荣时期，这种影响尤为突出。翡的传世，作为东川府府址所在地的会泽，打开其封存的历史，就是一部铜的开采、冶炼、锻打、京运、 鼓铸的史诗。 首先，东川铜料支撑着全国铜料的半壁江山。乾隆三年(1738)，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京城宝源、宝泉两个铸币局铸钱所需铜料全部改由滇铜运送北京。全国各省也纷纷到云南采买铜料，自运回省。乾隆六年(1741)，朝廷最后核定了云南每年运往北京铜数为633.144万斤。当时，东川府“每年可办获铜八九百公斤”。在此巨大的铜产量面前，朝廷额定给云南的京铜数，即由东川府所属铜厂完成。虽时增时减，但一直沿袭到清末，长达185年。乾隆年间，东川府除供北京两个铸币厂的铜料外，每年还要供给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采用铜料100万-300万斤，东铜也由此从东川府运往全国各地。特别是运往北京的京铜，它已经关系到清王朝财政金融的兴衰成败，成为了它的要政和大政。故乾嘉时期，凡在云南为官的封疆大吏，都曾对东川府铜的开采、冶炼、京运、鼓铸向朝廷上过奏章。这些奏章，或经户部，或经工部，或经大学士等议定，转呈雍正、乾隆及嘉庆皇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东铜大量外运，对全国大多数省份及朝廷产生了影响，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县城会泽，支撑起全国铜料的半壁江山。 其次，孕育了会泽的多元文化。清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深人，会泽铜矿产业进人一个繁荣昌盛阶段。当时的会泽县，商贾云集，八方辐射，十省八府的商民涌入，除了争相办厂，获得巨大利润外，也纷纷在县城建盖会馆寺庙和私人住宅。一时间，整个县城商贾大户私邸遍布，宗祠家庙林立，各省会馆拔地而起，宗教寺庙鳞次栉比，行业会馆争相建盖。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座很有特色的寺庙之城、会馆之都、众神之城。各地风俗、各种饮食习俗也在这块土地上争奇斗艳，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在此姹紫嫣红、互融互惠，伴随着铜商文化延续至今。 双耳瓶 再次，造就了会泽历史上的辉煌。清朝中叶，会泽因铜矿业而形成的辉煌气象，人们通常用“震古烁今”来形容。 当时，仅东川府每年的铜矿税收、铜店卖给各省铜料获取的利润及鼓铸所获息银就近100万两银子，大体可以作为云南近4万官兵一年的俸饷。 由于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使会泽率先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同步发展基本模式，注入了现代工矿业的一些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说，会泽的辉煌归功于铜商文化的存在和助推。 会泽铜制造业在清朝中叶鼎盛时期形成了十分有名的铜器生产加工一条街——盈仓街东门城根脚的铜匠街。这是会泽铜器生产中心，铜器艺人多世代聚居此街。其打制的铜器多系庙宇和家庭供桌上摆设的香炉、蜡台、钟、锣、钹、磐等一类佛事用品，此外尚产铜盆、茶壶、锣锅、火锅等多种家用器具，远销省内外各地，当时嫁女娶媳以拥有“东川铜器”为荣耀。民国初期，仅会泽县城及城区附近就有铜器制作作坊30余户。会泽铜匠街因此得名，沿袭至今。 铜匠街 在会泽众多斑铜艺人中，手艺最佳、名气最大当数斑铜工艺世家张姓。1915年2月，会泽斑铜器皿经云南省选送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销一举成名。1921年，张姓第十代传人张宝荣，张宝华弟兄二人，又携自己创作的斑铜工艺品《铜炉》赶赴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荣获银奖。从此会泽斑铜工艺品名声大振，闻名遐迩。 在会泽种类繁多的斑铜器皿之中，漂炉久负盛名。漂炉的制作技术要求很高。在当时没有车、刨、铣设备和相应工艺的情况下，靠一锤一锤地打出来。一件标准的漂炉，外形优美朴实，线条工整流畅，上、中、下三部比例和谐、定位精确，观之有一定的稳定感。将其置于水面时，漂浮的状态平正，炉口与水面平行，吃水线与水平面同在一条线上，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