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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功能与空间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我国的民主政治已经顺利实现了从以可控的、低度的社会分化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民主”到以社会多元分化为基础的“竞争性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的历史转变。选举民主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蕴涵在公民普遍同意的选举选票之中,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可能性。毋庸讳言,这种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方面发展选举民主而产生的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多,群体性冲突、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协商民主这种“使民主变得更民主”的民主模式来缓和这些矛盾。而且,发展协商民主,正暗合了在中国政治发展不主张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建立长效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以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就协商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功能和发展空间进行初步探讨。 一、协商民主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自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M.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首次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后,协商民主理论开始受到政治学界的垂青。目前,西方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有三个观点:一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者说决策形式。认为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公共讨论的结果。二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强调通过公共协商来加强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三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的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认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对当代西方多元主义文化和普遍冲突的现实回应,也是对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协商实践的直接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一种民主模式,几乎一传入就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迅速走红。国内最早介绍“协商民主”的是2003年1月俞可平教授发表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和2003年4月林尚立教授的论文《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随后,如朱勤军(2004),陈家刚(2004),陈剩勇(2005),何包钢(2005),梁莹(2005),庄聪生(2006),李君如(2006),张献生(2006),燕继荣(2006)等,都非常及时地介绍了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及其最新的发展态势。此外,一些学术杂志还开设专栏,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于2004年开辟了“协商民主专题”等,2006年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更是掀起了国内学界研究协商民主的高潮。值得一提的是,从2003年开始我国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以中国期刊网为例,用篇名为“协商民主”作精确查找,文献数量为:2003年1篇;2004年5篇,2005年16篇,2006年60篇,2007年142篇,2008年155篇。 协商民主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显然难以完全归因于当代学术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市场化改革和信息技术更新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助推器。“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格局,第一次赋予了亿万民众经济民主的权利。”可以说,市场化改革是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它唤醒了民众自主行使或影响公共权力的意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驱动机制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使原先国家与公民之间命令——服从式的大一统权力结构调整为博弈式的协商合作结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互联网信息传递的快速便捷性使其逐渐成为公民关心、讨论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重要载体,为实现更充分、更广泛的协商民主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与活力。 第二,现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利益分化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如前文所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对多元主义文化和普遍冲突的回应。而社会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保障了公民享有公共权力,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公有制以外的其他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催生出新的利益阶层、组织群体,促使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在多元利益分化的社会结构下,如何畅通多方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渠道,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多元利益的协调和整合机制,并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向现代民主模式提出了挑战。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正好契合了这些新要求。 第三,选举民主遭遇的诸多挑战和困境为发展协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