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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的当代意味及其内在策略 一般认为，文学理论往往基于理论原点，根据某种现实性进行逻辑推演，形成普适性的体系框架，而批评则是对具体现象或作品或思潮进行把握，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确定其意义，以便于形成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但在当代文艺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向，即：批评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批评，而逐渐向理论的方向靠拢；与此同时，理论也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理论，而往往化身为具体的批评。批评与理论原先似乎分立为两个领域，但如今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相向而行，相反相成，逐渐地形成了当代的所谓“批评理论”。本文简要分析这种批评理论出现的现实原因和当代意味，试图把握批评理论潜在的研究策略。 批评理论化其实是现代学术分化的科学化、学科化和教学化的必然结果。传统批评侧重分析和评价，批评家按照某些标准确定作品性质，评估作品价值。２０世纪以前的批评大都以此立意，但２０世纪以来出现了反对印象批评的批评理论化的倾向。首先，文学研究和批评要求做到客观化、模式化，甚至追求一门“作为科学的批评”，批评的目的就是证明作品本身和作品的代代相继中存在的一种易解的秩序。以艾略特和理查兹为代表，推动了英国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批评都有这种倾向。其次，批评本身也要求彻底的哲学反省，以确认批评的个人创造性和对作品阐释的主导性，以德语国家的历史解释学、解释学哲学，以及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意识批评为代表。再次，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专著、期刊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急剧增加，职业批评的竞赛也有助于鼓励新思想、新实验，教师们利用确定的理论知识来教育学生，并且批评的科学化、理论化和模式化有利于形成对各类作品的精读、解释和风格分析等，也有利于学生迅速掌握一种可以立即使用的技术。科学化、哲学化和教学化一起导致批评的理论化，其结果是形成了新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新的批评观和新的批评课程。批评大量征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批评话语日渐专业化抽象化。批评如同理论一样，往往必须审定立场、观念和方法，那种只从感觉、体验和印象去解释作品的情况不被视为理所当然。批评变为意义生产的实践，它们并不准备附庸于作品之下，而是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参照某种跨学科理论体系而建构起元批评框架，在作品的基础上生产自己的意义，一方面对作品进行阐释，另一方面发凡起例，建构起批评的理路或模式。即以韦勒克这位新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为例。尽管他曾确立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的三分格局，并以此写就著名的《文学理论》，但他也不得不强调批评的内在哲学和思想根基。在３０年代与利维斯的论争中，他认为凡是背离思想的批评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５０年代撰述的煌煌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他承认自己所理解的批评可以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纯美学”与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单纯的印象主义的趣味言论”之间的折衷，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介，而且更主要也包括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包括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包括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尽管他也批评“近来的批评”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企图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神学、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启示：“批评已经变成了哲学”。在韦勒克看来，批评自身从来不可避免地有着理论化的倾向，理论化是批评界内部涌动着的基本旋律。从总体上看，２０世纪以来的几大批评流派，包括形式批评和历史批评，科学主义的批评和人文主义的批评，尽管其内在理路或幽或显，不一而足，但都没有停留在作品原意和解释上，相对于１９世纪的实证批评和印象批评，体现出十足的理论化特色。 所谓理论批评化又怎么讲呢？对当代社会和人文学科而言，理论批评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然，理论批评化的转向是有当代社会制度化、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商业化等诸多现实背景，但值得认真把握的是在急剧转型的西方２０世纪，人文学科内部思潮或世界观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此世界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经济脉络错综纽结、文化交往日趋频繁的时代，人们发现，个体主体的定位已经发生问题，主体的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当然也产生危机。人们不会再简单看待写实主义式再现，不也会轻易相信那种认为现实俱在可靠无庸置疑、人的观察也同样不成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在２０世纪西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发现，启蒙时代以后的理性主体及普世理念已经开始全面瓦解了。笛卡尔为摆脱外在神性决定论，确立“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转以自我为中心，有步骤地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构成一个有整体性的对象。但孰料，把现象一概加以抽象化和普世化，理性主体的合法性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强势主体在２０世纪强调主客互动的现象学后稍有改观，语言学转向之后主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