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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黄德先　译 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比较文学继“理论热”之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表的伯恩海姆报告，为因应这个趋势而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同年，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出版了《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 ical Introduction)，指出比较文学在西方已陷入了危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并进而提出：“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全面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看作主要的学科，而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之后的10年间，欧美比较文学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由苏源熙起草的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提出，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策略，是回到“文学性”研究，“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而同年斯皮瓦克教授出版的比较文学新著，则以显豁醒目的书名《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干脆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她认为要将比较文学推倒重来(redo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定义。其所提出的新型比较文学方案，实现的途径是建立“星球化”(planetarity)思维模式，克服他异性(alterity)，跨越边界，与区域研究(area study)相结合。以上种种应对比较文学发展危机、消除焦虑、引领新生的策略和方案，看来收效甚微。，巴斯奈特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重为比较文学把脉，反思比较文学症结之所在。 1993年，巴斯奈特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时，也许并不感到特别悲观，因为她那时认为，翻译研究的功能完全可以取代比较文学。但十多年过去了，巴斯奈特发现事与愿违：“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她继而“轻描淡写”地提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否定，似乎又回到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经常争论的老问题上来了：比较文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方法? 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反思，其着眼点是欧洲比较文学。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曾指出：“欧美之外的比较文学正在开拓新的领域。追寻这种发展可以受益良多。”但她在这篇文章中却认为，南半球、后殖民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对欧洲比较文学的发展帮助并不大。她认为斯皮瓦克基于后殖民等理论所提出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较文学范式，并不适合欧洲比较文学情况，由于欧洲文学、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欧洲学者与后殖民语境中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学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同，前者的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来自学科内外的“危机”之声不绝于耳，想来，比较文学学者当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处变不惊了。因此，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否定，当不至于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实际上，否认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巴斯奈特反思的焦点，是比较文学的观念问题。她认为，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结在于对研究范围、对象的过分规定性，再加上将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作为研究规范，人为设限，束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她认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道，“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其具体途径就是“凸现读者的作用，对阅读过程本身进行比较，而不是预先定界来选择特定的文本进行比较。”巴斯奈特建议“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 巴斯奈特强调文本跨越时空的接受问题，因此，她虽然不再认为翻译研究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依然认为翻译是文学革新和变革的重要力量，“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1993年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还是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巴斯奈特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一直持肯定的态度。她曾指出：“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促使了比较文学卓有成效地发展。无论在中国、巴西、印度，还是在非洲很多国家，比较文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富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