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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观的理论谱系：透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何为媒介？由于媒介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仿佛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因此，理解媒介与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困难了。随着各种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媒介整合的愈演愈烈以及媒介研究视点的不断转换，传播学界对“媒介”这个基础性概念一直存在分歧，对媒介进行定义似乎成了传媒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由于传播学是一个横跨性学科，因此，如果在媒介本体论上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将会使我国传播学的未来研究失去方向，进一步加强对学科的认同危机。 二、传播学媒介观的四条脉络 谈起传播学研究的不同流派，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不过，假如我们一直陷在这个死循环中，传播学是否还有未来？学界也注意到这个困境，逐渐开始从新的视角定义媒介，为传播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目前，学界的媒介观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种：媒介功能观、媒介环境观、媒介文化观和媒介实践观。 （一）媒介功能观 当前，人们对“媒介”最为普遍的理解是：“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这也是权威传播学教程对“媒介”的界定，它所传递的是一种被经验学派广泛认可的媒介观。 经验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它认为的“媒介是一种‘物，是一种显现的实存”。用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传递观”来分析，经验学派关注信息在空间中传递的有效性，把传播视为一种信息刺激，注重公众对信息的单向消费，而非信息共享。同时，它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并且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这种思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奉为学界主流。20世纪60年代，源于欧洲的批判学派崭露头角，对于批判学派而言，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特征，那就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态度。它对功能主义和多元的意识形态持强烈反对态度，倾向于理论思辨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批判学派站在经验学派的对立面，他们争锋相对的差异被固化，并由此形成了关于二者泾渭分明的理论想象。但有趣的是，他们在对媒介本体论的认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們认为的媒介都是媒介机构、传播手段或传播工具，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各自坚持的政治立场。 （二）媒介环境观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介环境学派”被边缘化，常常被描述为两大传播学主流学派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与上文提及的两大“主流”学派的区别是，媒介环境学派不再认为媒介内容是传播研究的核心，而是认为媒介技术本身是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关键。 经常有人将“媒介环境学”误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这是对媒介环境学派媒介观的狭隘化理解。实际上，媒介环境学派并不主张媒介中心主义，也不推崇技术乌托邦。“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它认为，不同形式的媒介影响着人感知和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不同方式。尼尔波兹曼说，“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符号环境;感知环境;社会环境”。因此，媒介环境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追求的是个体感官的平衡，伊尼斯追求的是媒介的时空偏向的平衡，随后的保罗·莱文森、林文刚等学者，虽然观点大相径庭，但是该学派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人们去思考：用何种方式和手段去制衡占据主导的力量，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以便人们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三）媒介文化观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物质形式（舞蹈、歌剧、新闻事件、演说）产生了一种人工，然而却是真正的符号体系，其作用不是提供信息，不是为了改变态度和思想，不是为了履行功能，而是一种确认，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为了表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易接近的社会过程”。所以，凯瑞认为的媒介是文化与意义的建构者，通过信息的共享来产生一种社会联结，从而在时间上形成对社会的维系。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困扰传播学界的问题：新闻传播研究应该从何处汲取资源来获得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最后他指出，“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学的社会思想”，即凯瑞对于媒介的认识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