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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成灾的中国“外来客” 何谓外来物种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外来物种是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形成的种群，当其改变、危害到当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成了外来入侵物种，其造成的危害即所谓的外来生物入侵。 几个世纪以来，入侵物种已经跨越了海洋的鸿沟——有些藏匿在船舶的压舱水中，另一些则是为了解决现存问题，或是出于审美享受的目的而被人们有意引入。 然而，一个毫不起眼的本地物种，一旦被置于其他国家，则可能酿成大灾。外来物种入侵是一种被称作以慢动作方式发生的灾难，而这种灾难带来的破坏将难以估计。 “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物种与资源分布区域的变化，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加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首席专家李俊生表示。如食肉性的红螺，1947年自日本海迁移到黑海，10年后，几乎将黑海塔乌塔海滩的牡蛎完全消灭;生活在美国东部和南部淡水水域的小型鱼，因其有爱吃蚊子幼虫的习性，最早作为生物控制蚊虫的良方被引入世界各国，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极具掠夺性的鱼，在吃蚊子幼虫的同时也吃了很多鱼卵，让本土的珍稀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物种受到很大威胁;澳大利亚本来没有兔子，1859年有移民从英国带来了12只欧洲野兔，由于澳大利亚没有鹰、狐狸这些天敌，兔子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大量繁殖，到1907年，兔子遍布整个澳洲大陆，与牛羊争夺牧草，形成严重的兔灾。 虽然大部分非本地物种不被视为威胁，但仍有约15%的物种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部分入侵物种往往有极强的适应力，会破坏景观，摧毁生态系统，危害动植物多样性，威胁本土生物，破坏当地环境，威胁人类健康。人类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遭受过物种入侵之苦。例如，英国为了对付12种入侵的外来物种，3年花在除草剂上的费用达3.44亿美元。欧洲每年因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至少12亿欧元。 许多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将“生物入侵者”的增多归咎于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事实上许多“生物入侵者”正是搭乘跨国贸易的“便车”达到了“偷渡”的目的。以目前全球新鲜水果和蔬菜贸易为例，许多昆虫和昆虫的卵附着在这些货物上，其中包括危害性极大的害虫，如地中海果蝇等。尽管各国海关动植物检疫中心对这些害虫严加防范，但由于进出口货物数量极大，很难保证没有漏网之“虫”。 对此，一些生物学家指出，一旦某种“生物入侵者”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大规模繁衍，其数量将很难控制。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一些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极强的动植物，人们可能依然束手无策。 外来物种传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首席专家李俊生表示，“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气候带分布使得世界各地的外来物种都能在国内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加之我国还是一个地形复杂、生态系统类型具有高度多样化、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致使我国很容易遭受外来物种的入侵。”例如，20世纪70年代入侵我国的小麦蚊虫，在30年间已遍及全国主要的小麦产区;1982年在江苏南京首次发现的松材线虫，现已扩展到江苏、安徽、广东、山东和江西等省的局部地区。据了解，除极少数位于青藏高原的保护区外，在我国各地几乎都能找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踪影。 李俊生还介绍说：“我国大多数入侵物种是随种子、花卉和苗木引进等无意识传入的，而且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被有害物种入侵的危险性也在增加。”近10年来，就发现了香蕉枯萎病、锈色棕榈象、褐纹甘蔗象、水椰八角铁甲、加拿大一枝黄花等20余种危害农林业的病虫害侵入我国的案例。 此外，除了无意引进，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有意引进的，如水葫芦最初是以净化水源为目的而引进的;而福寿螺作为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用螺类被引入广东，随后在全国大面积养殖，最后都造成了一系列的危害。 再者，一些出于善意的放生，没有经过科学、严格的鉴别过程，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据悉，大部分人只专注于放生，对于如何放生、放生什么、外来物种能不能放生这些问题基本都不清楚。 全球“通缉犯”巴西龟，也叫红耳龟、红耳彩龟。巴西龟的原产地并非巴西，而是北美密西西比河及格兰德河流域。它被不少家庭当作宠物来养殖或观赏，也被一些餐厅拿来作为食用动物料理。 然而，如今它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通缉犯”。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本土龟的“联姻”，导致了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 近些年来，由于宠物弃养、宗教放生以及养殖逃逸等因素，导致巴西龟在中国野外普遍存在，并呈迅速蔓延之势。在湖南的湘江、广东的珠江、上海的苏州河、浙江的西湖和钱塘江，以及长江江苏段等地，均有生活在野外的种群。 入侵速度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