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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时教授生平事迹行状 陈应时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及相关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成就，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音乐史里程碑意义的学者，他在西方音樂史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上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开创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新境界。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音乐理论学者，加之勤奋好学，尤其发挥音乐本体技术理论在中国音乐史论中的辩证作用。他博综诸学，尤其在他访学欧美后，在借鉴西方史学方法基础上，融会并发展了前辈学者如王国维、杨荫浏等人的方法，从而使其影响能远播欧美和东亚。他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宣扬中国传统优秀经典音乐文化并取得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又由于他的研究多是“以小见大”的视角，所以，他是中国古代音乐专题史精深研究的代名词;他将中国乐律学、古谱学研究推展到新的高度，是时下倡导的高峰高原学术研究观念的代表性研究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生涯的几次转变或转型，也是具有传奇色彩，从早期入径作曲学科并在民族音乐结构领域取得过骄人的成绩，转型到民族音乐理论后，对律学，尤其是纯律，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将20世纪下半叶一度衰微的实证主义方法发扬光大，取得了令人羡艳的成效。在访学欧美并做国际化淬炼之后，他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他在参与敦煌乐谱研究之后，深得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肯定，以“掣拍说”而完美地解决了节奏解译的难题，超越了同时代的同类研究。甚至在他退休后，学术的纵深发展更是成为学界一道惊艳的景观，并最终使其学术达到圆融通透的格局。针对他的艺术成就，已有徐元勇、于韵菲、喻辉等人做过评析，我也曾以“甘做音乐史学造砖人”为题而对他在中国音乐史学上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做过评价，陈老师将我的那篇评论复印放大并长时间的放在课题显眼的位置，足见他对这一评价的重视。上述评价多是仅从既定成果的文献学视角而展开，理性分析居多，而感性分析少。对于跟随陈先生20余年的笔者来说，眼观耳闻的史料很多，本文拟将运用近年来时兴的口述史方法，将笔者与陈先生交谈所产生更为鲜活的资料进行梳理，这对丰富当代音乐史料也是有益的补充。考虑到口述史的非连续性、非客观性等不足之处，本文还将结合相关文献的史料而进行综合考辨。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2010 年6 月第一届中国音乐史国际研讨会（宜兰） /figcaption /figure 一、学术传承中的思想引导 受惠于陈应时学术的学子可谓不计其数，他作为共同课的教师，作为经常演讲的学者，作为音乐社会活动家，全世界留下其学术足迹之处不计其数，自然就有很多聆听其教诲的学子或与其学术交流的同行。但作为导师而直接教育的对象，也就是他作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其学生也就只有十余人，这与他的严谨学术态度有关，笔者就在刚入学上海时听过他的一次无奈慨叹：学生带不出来，首先是老师的无能！他对自己的学术挑剔，对学生的研究也极为严苛，这可能是他嫡系学生不多但学生多是有成就者的原因之一吧。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figcaption /figure 我与陈先生相识于1999年，在我之前，大概只有黄大同、赵维平、喻辉、郭燕红、岳冰、戴微、胡企平 、李淑芬、陈荃有、倪文娟、丽娜（斯里兰卡）、王洪军等师兄、师姐，在我之后也只有吴志武、孙颖、吕畅、漆明镜、赵玉卿、江玲、安达智惠、于韵菲及外国留学生小野美纪子、马南璇、其美格等，这些学生多是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好成绩，他们对陈先生学术都予以了不同情面的继承发扬。与陈先生结识是经我的一位师长余丹红博士牵线，在跟随他备考研究生后，我就被其学术研究的精深所吸引，同时，也被其高远思想境界、高贵的学术品格所感染，从此也就不敢有一丝懈怠。陈先生经常告诫我，勤学与敏学是学术有所建树的两个支柱，在笔者博士毕业时，他仍告诫我要勤勉。而他自己也是不断给自己加压，给学生做表率，退休后的成果大爆发就是例证。就在他身染重疾即将住院之际，他还在书房笔耕不辍，师母说，他在中风住院后仍执念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宫调理论”研究，他的书房一直是他离开时的研究状态。这种学术态度怎能不出大成绩，怎能不影响学生，它是陈先生留给其学生甚至是中国音乐理论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初识陈先生，我就能感受到他性格爽直，毫无大学者架子的平易近人品格。进而在熟识之后，我能深切感受到其性情率真而朴实，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在备考研究生伊始，他体谅学生的难处，为了不让我奔波，他以书信的指导方式而来帮我复习、备考，这一过程中，他总能潜移默化地开发我的写作能力乃至研究意识的培养。为了规避像我这样的师范院校学生在音乐学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专业写作训练的不足，使我能快速找到学术成长的捷径，他建议我从某些小问题入手，启发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