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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民族观念的演变 金庸先生是我国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他以笔为刀，成功将武侠世界植入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虚实相交之下大大增加了剧情的可读性和“真实感”。然而，通读金庸小说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对待“异族入侵”这个常见的历史背景及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金庸在前期和后期作品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金书前期的民族观念 民国以降，武侠作品多沿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套路，这既根植于民族危亡的时代基调，也合乎世俗大众的心理潮流。金庸先生前期作品中同样带有这种浓重的“汉民族主义”痕迹，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即以“反清复明”为主线，接下来的《射雕》三部曲更将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推向了高潮，金庸先生盛赞其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侠之大者的守土有责 金庸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书中塑造了以总舵主陈家洛为代表的红花会一众仁人志士，他们目睹家国狼烟四起，社会极端困苦，矢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惜牺牲生命与挚爱。书中满清被描绘成残酷荼毒汉民的异族政权，满人非我族类的意识倾向非常鲜明。随后的《射雕》三部曲更是将这种朴素爱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郭靖目睹蒙元南下攻宋，大肆烧杀抢掠，毅然放弃了蒙古“金刀驸马”的高位，协守襄阳城，城破之时全家殉国，用毕生心血诠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神雕侠侣》中的主人公杨过一生放荡不羁，成长历程中与中原武林颇有些龃龉，但蒙古南下、国难当头之际，一番心理挣扎，侠肝义胆最终还是盖过私人恩仇。金庸先生不吝笔墨，极力讴歌了这种“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崇高家国情怀，折射出金庸先生早期作品中“满蒙非我族类”的民族观念。 2.江湖儿女的人心所向 以《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为例，金庸先生这样勾勒蒙古入侵的图景：蒙古南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残暴之极……蒙古人攻破他们的城池，烧光他们的房屋，杀光他们的男人，掳走他们的女人牲口！早期作品《碧血剑》中的满清政权也是动辄屠城，残酷迫害百姓，此时抵御异族入侵、恢复汉人河山不仅是少数大侠或是个别精英的执念，而是无数江湖儿女共同的信仰。“红花会”举起反清义旗，郭靖夫妇在襄阳城头振臂一呼，都得到天下仁人志士云集响应。在金庸先生笔下，即便是离经叛道如黄药师、玩世不恭如老顽童，甚至邪魔歪道的明教教众，在面对异族铁蹄蹂躏中原时，都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反映出抵御异族是当时金书中江湖儿女共同的社会愿景。 3.异族勋贵的阴狠狡黠 《碧血剑》中的摄政王多尔衮是金书前期一个典型的异族统治者形象：他弑君杀兄，生活混乱淫靡，肆意屠戮无辜百姓。《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帝被描绘成寻花问柳、怯懦胆小的形象，与史实相去甚远，在形象塑造上全然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此外如《雪山飞狐》中的福康安、《射雕》中的从小被异族收养的小王子完颜康等人均是阴狠毒辣、凉薄无情的负面角色。即使是以痴情留名的蒙古公主赵敏，残害起武林正道人士却也是毫不留情。 金庸前期作品多抱有汉本位的历史观，采用正邪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着这样一种观念：异族入侵中原、鱼肉百姓，志士仁人奋起抗争、保境安民，这种深切的家国情怀贯穿金书前期作品，甚至被深深刻入了武侠作品的核心——“侠”的定义。 二、四海之内皆一家——金书后期的民族观点 到了金庸先生中后期作品中，这种泾渭分明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天龙八部》通过主人公萧峰的视角使读者看到宋军残害辽国无辜百姓，逐渐将宋人不全是受害者、异族辽人也不尽是屠夫的观念渗透到读者心中，宋辽双方都有正面和反面成分。而收官之作《鹿鼎记》着墨于庙堂内外的蝇营狗苟，书中汉官媚上欺下，在魚肉百姓上同满蒙勋贵全无二致，不曾半点顾及同族同胞之谊。相反，异族统治者康熙帝的形象俨然已是圣主明君，金庸更借顾炎武、吕留良之口夸赞：“当今确实是太平盛世……康熙确是强于明朝历代皇帝”。 1.抗清义士的丑态百出 与前期德才兼备、正气凛然的志士形象不同，金书后期中的抗清义士则缺乏些许侠义气，甚至各怀鬼胎。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鹿鼎记》中以驱逐鞑虏为己任的台湾郑氏，在生死考验间呆若木鸡，对挚爱始乱终弃，待忠臣凉薄无情，兼具无能与无耻。后期作品《鹿鼎记》与前期的《书剑恩仇录》同样以反抗满清统治为时代背景，但其中天地会与红花会的形象已大相径庭：《书剑》中红花会里没有一个坏人，满清朝廷里没有一个好人，阵营划分可谓泾渭分明。《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更多了几分无能和愚忠，反清事业未成，却先和沐王府同室操戈，而总舵主陈近南明知郑氏不怀好心，却仍然选择以死明志，直接导致天地会群龙无首，天地会内部亦是破绽百出、叛徒频频，最终被清廷一网打尽。“以我观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