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事方知一死难：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docxVIP

临事方知一死难：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 李鸿章在总布胡同宅第去世 我曾经有个误解，认为李鸿章去世的地点是在北京贤良寺。这个说法，最初是读大学时从梁启超所著传记《李鸿章传》一书中看来的。贤良寺位于东城的核心地段，北面是金鱼胡同，西面是校尉胡同，与王府井大街仅隔着东安市场。清末，贤良寺西跨院对外出租，类似高级招待所，进京觐见的大员清晨从东华门入宫，这里是个便捷的居停之处。李鸿章到京出差办事都借寓此处。三十多年前，1988年，我到贤良寺去踏访，当时住在西跨院的八旬老人王懋章先生，也说李鸿章死在这个院子。他说他父亲1916年就搬进西跨院住了，对院子的前后变迁和掌故极为熟悉。1990年，我写了《踏访贤良寺》，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后来扩充、修订成《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见拙著《天公不语对枯棋——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都介绍了这个观点。 加深我对于李鸿章住在贤良寺印象的，是曾国藩孙女婿吴永的晚年回忆《庚子西狩丛谈》。吴永用了很多细节，记述李鸿章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被免去直隸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他描述说： 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腿;良久，始徐徐启目曰：“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坐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室;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间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吴永虽然没说李鸿章死于贤良寺，但他对李鸿章在贤良寺居住时栩栩如生的描绘，给我带来联想上的误导，一些李氏传记的作者恐怕也是如此。一直记得拜访王懋章先生的那个夜晚，我站在西跨院，想象着李鸿章背负双手，在屋檐下从东厢房到西厢房之间往复散步的情景。西跨院一年之后拆除了，空地上盖起了校尉小学，我多次拍过照，收录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 此外，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在《苌楚斋三笔》中也记录： 光绪庚辛之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以议和居京，气体已衰，而饮啖甚豪。其家中虑其食多，恒量为裁制，文忠转不悦，常因食多致疾。西医属其不必多食，不听，属其不必食某物，亦不听。又属其万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即饱食，次日仍自告西医。时合肥郑魁士总戎国俊亦在京，时至贤良寺行馆，文忠尝属其私购食物，藏于袖管带来。每总戎来见，文忠必尽逐诸客，幕客多戏谓之袖筒相会。……病故之前十日，因食多，致疾甚厉。西医因屡进忠言不听，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乱吃，必须死矣。”文忠不听而去，语人曰：“西医之言何戆也。”又逾七日，西医已谓万不能治。文忠之如夫人莫氏，即季皋侍郎经迈之生母，犹日求单方服之，未二日即病故。 最近，我阅读张佩纶家藏信札，却发现这些颇有背景的作者多年之后的回忆，远不如李鸿章去世前后当事人所写的信件来得准切。其中首次披露的张佩纶致侄子张人骏（时任山东巡抚）函，十分明确地指出：李鸿章“殁于总部第中，盖七月病后销假，亦眠食需人，不能回贤良寺矣”。所谓“总部第”，即现在西总布胡同的宅第。 这带来了新结论。 总布胡同，因明朝的总捕衙门设在此地而称作“总捕胡同”，乾隆年间改作“总部胡同”，至清末改称总布胡同，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分称东、西总布胡同。 再查史料，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李鸿章致李经方函，落款处即写“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证明早在戊戌年间李鸿章即已入住，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一直住在贤良寺。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致李经方函，又作“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约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二十八日上午“惠临贤良寺敝寓面谈一切”，可见贤良寺仍是他的居停。接着，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离京南下广州，北京爆发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盛宣怀的电报中提到：“总布胡同住宅既有成说，务勿为浮言所惑。”同年闰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以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在俄国军队护送下，从天津重返满目疮痍的北京，住在贤良寺，也在这里接待访客。贤良寺的大门外由高大健壮的西伯利亚枪手警卫，二道门由他自己的侍从团把守。外国人记载，“总督的卧室位于第二个庭院的一侧，非常简陋”，坊间流传他已被俄国人控制。联军宣布，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