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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体系文化的建构 “构建一个怎样的世界？怎样去构建这个世界？”这是历史上任何崛起的大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英国1651年推出的《航海条例》确立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于1917年颁布的《和平法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则。美国约翰逊总统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标志着美国开始按照自己的利益绘制世界蓝图。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崛起的中国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么去构建这个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科学地回答了崛起的中国如何建构世界的问题。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研究还刚刚起步，引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并对其形成和影响以及建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理论选择 20世纪初，国际关系学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经历了三次范式之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鼎足而立的局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都坚持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将二者称为“理性主义理论”，它们占据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地位。与之相对的是以批判理論、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学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理论”。这些非主流理论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都否认理性主义的基础，强调理论的诠释性、行为体和结构的互构性、互动意义的重要性。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inter）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取长补短，一方面强调观念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坚持科学实在论的观点，试图在反思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使其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并重的三大主流理论之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学理分析应该采用何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理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理性主义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本质都是结构理论。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选择”，认为国际体系中的物质权力分配形成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所谓结构主要指的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往往形成单级、两级、多级等结构，每个国家都处于国际结构之中，国家行为也受其制约和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制度选择”，它在承认新现实主义结构理论的同时，认为国际进程与结构同样重要。国际体系结构一般十分稳定，一旦形成，其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以国际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进程对国家行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向全世界提供一种全球治理的新观念、新思路。不管是“结构选择”还是“制度选择”，理性主义理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本质是一种合作的思想观念，不具有物质性，其目的是在世界各国间形成一种合作文化，通过转变“零和博弈”的交往方式，跳出权力政治的“安全困境”，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和持久和平。中国不谋求打破现有的国际格局，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气主义，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义利观与发展观，服务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在主权平等的原则下呼吁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共同解决人类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不是重构国际秩序。再次，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身份、认同等观念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无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和崇高目标，“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不是现实主义者所言的‘安全困境’，而是批判建构主义者所指的‘认同困境’：何为中国？中国如何看待世界”。 （二） 建构主义理论的适用性 建构主义也是结构理论，但它的结构并不是理性主义的物质结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念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分配，其核心是“文化选择”。“文化”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共有知识和观念。温特认为，国际体系文化是结构最主要的特征，信仰、规范、观念等都属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内容，其建构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虽然物质结构的确存在，但是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具有意义。因此，温特认为，理性主义的物质结构是表层结构，是不充分、可还原的，而观念的分配才是深层的结构，赋予物质结构以社会意义。国际间通过互动形成观念性结构，这种结构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继而影响国家行为。反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正是淡化“权力和利益”等物质因素的影响，国家在社会实践中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