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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坚守善于应变——传播学者如是说 编者按：北京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所成立于新闻与传播学院202X年建院之时，研究所重视理论探讨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国内外媒体和传媒研究人员建立广泛联系，与本学科国内外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学术合作关系，研究所成员及相关学者的外语水平较高，视野开阔，有丰富的从事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经验，努力拓展与业界的合作，从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取知识和方式方法，使传播与文化理论得到检验、应用、提高。担任北京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就是主持创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龚文庠教授。近期，本刊有幸邀请龚教授做客《今传媒》，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位资深传媒学者的不凡风范。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龚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刊的采访。我们了解到，北京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所的一个宗旨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这是目前最实用、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研究所的特色和目标。 龚教授：十多年前，我受北大校领导委托筹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2X年建院时即成立了传播与文化研究所，后来我们又成立了现代出版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成立研究所有两个目的，一是与学院分工，学院以教学为主业，研究所专攻科研课题，探索新思路、新视角；二是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包括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传播与文化研究所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靠兴趣推动，做活的学问”。 “从实际出发”，就是关注传播学的本土化。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传播学从“舶来品”发展成我国文科的一门显学，它的生命力来自本土化，就是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传播学涉及多个领域，有很多门派，探讨高深的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也是一种学术途径。但我们选取的途径是用传播学的理论视角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小到姓名含义、饮食礼仪，大到表达自由、国家形象，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都可以用来阐发、检验、批评、删削、增补、丰富已有的理论，推进传播学的发展。 大学师生的一大任务是生产论文，学生凭学位论文（本科、硕士、博士）毕业，教师凭学术论文升职，学校每年生产数以千计的论文，许多文章不过是“敲门砖”，写出来后连自己都不想再看，被大家诟病为学术垃圾。我们提出“靠兴趣推动，做活的学问”，就是针对做学问的态度。自己都不感兴趣的事情怎能做好？以积极的态度，寻找贴近生活实际的好课题，才能把学问做活，而从鲜活的创新中得到的乐趣更能激励钻研精神。这就是孔子说的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的境界。 做活的学问还包括与国内外媒体和传媒研究人员建立广泛联系；与本学科国内外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学术合作关系；努力拓展与业界的合作，鼓励师生从社会实践的源头活水中发现课题，锻炼能力，获取知识。 记者：您在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研究颇深，您认为我国在开展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工作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挑战又是什么？您多次参加国际传媒交流项目和学术会议，在诸国举办过多场讲学活动，您认为国际国内传播环境有什么不同？ 龚教授：“国际国内传播环境”题目太大，我可以具体给大家谈一下参加国际关系学和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的感想。国际学术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不同国情、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之间的交集、碰撞、渗透、融汇。国际关系和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双方的差异更为明显。突出的感觉是：误解是一种频发现象。以我近几年较为关注的信息公开法规问题为例。202X年我在牛津大学讲演的题目《多色的中国现实（The Multi-Color Reality of China）》就是针对国外流行的非黑即白的“单色中国”刻板印象。西方近年的代表性著作《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列举了世界主要地区14个国家的信息公开法规，包括保加利亚、墨西哥、乌干达、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提到中国。许多学者仍在使用“前苏联推论”，认为中国的公共信息一直处于完全封闭状态。他们不知道下列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进“政务公开”立法；几届中央政府都在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2X年公布了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县以上各级政府都要实行信息公开；全国80%县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政务公开网站；近年来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发布了全国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年度评估报告。通过与国外同行的多层次沟通，双方突破“刻板印象”，不仅澄清了事实，而且深入交流了观点，双方都有收获。例如对方从“公民信息获取权”的角度看待信息公开法规，对我们推进信息公开的立法和实践就很有裨益。 回到你的提问，开展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工作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不同文化和体制之间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交流的最初障碍，或曰挑战。但挑战也正是国际交流魅力所在，碰撞、冲突激起的火花往往是最好的思想启迪。 总之，国际学术交流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