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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撰文、尚书书丹的珍贵石刻 [关键词]卧龙岗；石刻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碑廊嵌有一通由明代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撰文、南京户部尚书王鸿儒和南京礼部尚书柴升书丹的修葺碑。碑文记述了弘治年间河南参政顾福、南阳知府马舆、知县李通修葺武侯祠的经过。王鸿儒书碑额，篆书，苍朴遒壮，格调高古。柴升书碑文，楷书，布局疏密恰适，笔画光洁精到，字体秀逸绰约。 卧龙岗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躬耕地和三顾茅庐的发生地，千百年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得到传承和弘扬，卧龙岗历来为世代各阶层人们所崇敬和神往，吸引了无以数计的朝野名流、文人学士慕名而至，登堂膜拜，泼墨挥毫，或叙事，或歌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载的名篇佳作，留下了众多风格各异、造诣颇深的书法珍品，《重修武侯祠堂记》便是其一。 明代，卧龙岗修葺不断。弘治八年（1495），时任河南参政顾福曾夜梦武侯，所见与世上所传画像一样，遂檄南阳知府马舆、知县李通修葺武侯祠。于弘治十一年（1498）四月开工，八月完成，历时四个月，由河南巡按御史李瀚实、按察副使刘俊具体负责施工。工程完工后，顾福欲树碑以记此事，遂寄书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求其撰文记述修葺始末。李东阳久慕武侯，欣然应允，于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撰写了《重修诸葛武侯祠堂记》。顾福又邀南阳名人、时任山西提学副使的王鸿儒和山东布政司左参政的柴升分别篆碑额、书碑文。该碑虽经明末战乱、日寇炮火、“文革”冲击，但免遭毁坏，完整保存至今，见证了卧龙岗的变迁，更因名人而名，显得尤为珍贵。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赠太师，谥文正。明代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李东阳自幼聪慧，被京城中人视为神童。“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1）父亲带他进宫朝见皇帝，因人小脚短，跨不过门槛。皇帝见此情景，便脱口出了上联：“神童脚短”，东阳应声对下联：“天子门高”。皇帝高兴地将他抱坐膝盖上，见其父亲还站立在一旁，又出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答道：“嫂溺叔援，权也”。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李东阳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不久授编修，参与修撰《英宗实录》。宪宗成化三年（1467）书成，升从六品俸。后迁侍讲，旋入经筵侍班。弘治五年（1492），迁礼部右侍郎，入内阁专典诰敕事。八年（1495），入文渊阁参预机务。十一年（1498），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六年（1503），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一年（1516）去世，赠太师，谥文正。李东阳历宪宗、孝宗、武宗三朝，致仕五十年，担任宰相实务十五年。 李东阳擅诗文，以台阁大臣主持文坛数十年，他所开创的“茶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2）明永乐、成化间，流行“台阁体”，垄断了当时的文坛，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至弘治中期，“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树起了复古的旗帜。嘉靖年间，“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把复古运动推向高潮。李东阳上承“台阁体”，下启“后七子”，在成化、弘治年间，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诗坛，奖励后进，颇具声望及影响，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其散文追求典雅流丽，主张师法先秦古文，未脱台阁体风；其诗则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又写拟古乐府诗百首，已开前后七子创作趋向之先河，对前后七子有明显影响。李东阳的诗作以拟古乐府较著名，咏怀史实、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虐政，或同情人民疾苦。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 李东阳在书法艺术方面亦享有很高的地位，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对明中期书风起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后世所景仰。李东阳长于篆、隶、行、草，对篆书的研究尤为用功，有“篆圣”之誉。王世贞评其书“（李东阳）真行笔颇秀润，晚节加以苍老，而不免俗。惟篆书颇佳”。他对自己的篆书也相当自负，自言：“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3）他的楷书师法颜真卿，法度谨严，风格清润潇洒，得其精髓而又自成一家，开吴门书法的先声。他的行、草书融有篆隶遗意，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他这方面成就最高，特别是草书，结体宽博疏朗，与圆转瘦硬、骨力雄健的用笔互相生辉，形成自己的风格。时人评价李东阳的书法：“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癌，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