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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此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由于对人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不够深刻，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仍有待提升。鉴于此，本文拟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相关问题做些探讨，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内在逻辑：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辨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但仅从这个概念本身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主词是谁，无法确定是谁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般会认为，这里的主词应是“社会”，但对“社会”这个概念却又有多种理解。笔者以为，这里的主词确实意指“社会”，但这里的“社会”应是指社会哲学层面的社会，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构成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而人是生存于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现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与人的关系，就是社会客体与社会主体的关系;社会发展就是指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是指社会主体的发展。正如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本来就是相互联结着的一样，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处于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社会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即促进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与人的素质能力的提升;人的发展也同样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具有更高素质和能力的人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社会发展，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时，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都正如各自构成自身发展的现实基础一样，也都成为了对方发展的基础、前提甚至限度。而要透彻把握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还必须从现实的人的需要谈起。 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活状态的不断改善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而人的需要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31。我们从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仅可以理解人的需要是无限发展的，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会不断引起新的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得知人的需要的发展必须以原先的需要为基础，同时还要受技术与人的活动的决定和制约。其中，“工具”即技术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满足需要的活动”要想进一步激发和满足新的需要，必然会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分工的发展。换言之，正是技术和分工的发展推动着新的需要的产生，也决定着新的需要的满足状况。如果我们从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或者说直接从主体意义上去理解“满足需要的活动”，则这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就是交往活动，推动人的需要发展的因素就变成了技术和交往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与形式），技术和交往活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同样也构成了新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限度。而无论是技术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还是技术与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其实质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分工与所有制的紧密联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521因此，人的需要与技术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或与技术和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需要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样，人的需要与社会（社会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就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就体现为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人的需要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促进人的需要水平不断提升并规定了提升的限度;二者相互作用的中介从客体来看是技术和分工，从主体来看则主要是人的交往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与形式。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比后来某些西方学者仅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的需要所得出的结论要深刻得多。 同样依据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进而言之，人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环节和状态，需要的满足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表征和归宿。“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更替，无疑蕴含在这个论断之中。一方面，单就“需要的满足”来讲，需要的满足其实就是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和素质能力的提升，就是人的发展;如果把“需要的满足”放在“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更替中来理解，需要的满足则又構成了人的发展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来理解“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都必须经由社会发展来实现，如果我们把“社会发展”嵌入“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之中，即“需要—社会发展—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社会发展”，就可以立刻直观到社会发展之于“需要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