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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 01-0031-06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学 之父”，一生著作甚丰，对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 科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对其理论的研究，或者仅仅以《社会 运动》一书为核心，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集体行动理论（pp.63 69）；或者以他的抗争政治理论为框架，分析抗争政治与民主化的关系 （p.1）；还有的则从宏观历史变迁与微观机制的角度，阐述他的抗争政治理论 ，却没有给予他一生始终关注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化应有的重视（p.8）。实 际上，准确理解蒂利理论的全貌必须结合他一生始终关注的三大主要问题， 即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不难发现，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其 关注视野发生了从重视宏观历史到侧重微观机制的转变。 一、战争、强制与资本：蒂利理解民族国家形成的线索关于民族国家的起源 ，见仁见智。蒂利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 了“战争制造国家”的重要命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蒂利都坚持从宏 观历史的角度探讨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秉持原有 命题的基础上，蒂利又构建起了由资本和强制组成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依 据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模式划分为三种“轨迹”（Trajectory）。这一划 分表明在研究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上，蒂利的关注视野由宏观历史逐步转向 了相对中观的轨迹。由于蒂利分析这一问题的主要文本大同小异，为行文方 便，先阐述其相同之处，尔后浅析其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划分的三种轨迹。 （一）战争意外地制造了民族国家 蒂利所言的战争制造的“国家”指的是包含民族国家、帝国和城邦在内的所 有形态的国家。因此，在蒂利看来，战争也制造了民族国家。 首先，蒂利把中世纪990年以来至今的欧洲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世袭制阶段、 经纪人阶段、民族化阶段和专门化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迥异的军事制 度和战争形态，不同的军事制度和战争形态对应样式各异的国家形态。世袭 制阶段，欧洲各国积贫积弱，私人军队遍布欧洲。统治着辽阔地域和众多人 口的君主总是战场上的赢家，从而控制了欧洲政治的主动权。经纪人阶段 （14世纪后），雇佣军逐渐代替私人军队，雇佣军战争成为战争的主流形态 。因此，那些经济繁荣的城邦在国际战争中极具优势。进入民族化阶段（特 别是1700年至1850年），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常备军，常备军战争开始成为主 流。城市化水平较高并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蒂 利认为，这一形态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他们的国家形态也成为竞相模仿的 对象。 其次，蒂利分析了由战争催生的以征税机构为核心的官僚制的形成历程。数 世纪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的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为获取战争手段，统治 者必须竭尽所能地不断地增强汲取能力。世袭制阶段，所有政治实体都没有 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君主大多以贡赋、租金和收费等方式汲取所需资源 。经纪人阶段，统治者虽仍然大量地依靠独立资本家的贷款，但他们已开始 从企业管理和税赋中“集资”。进入民族化阶段和专门化阶段之后，节节攀 升的战争开支迫使统治者设立征税部门和警察部队等机构直接汲取资源。结 果，引发被统治者的强烈抵制，统治者必须与他们讨价还价。要求的解决需 要加设机构、招募官僚、新增预算。随后，非军事活动的扩张致使政府预算 中军事开支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样，直接统治逐渐取代了间接统治。至此， 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得以成型。 再次，蒂利认为战争还间接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这又为民族国家提供 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在蒂利看来，战争的间接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一 方面，统治者竭尽所能地消除民众对国家权力由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统治的抵 制；另一方面，如何激发民众的战斗意志成为紧随建立常备军而来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