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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第三次影像的革命 受访者：尹 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 访问者：詹庆生，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霸权”无处不在，DV亦如此 詹：自从DV出现之后，许多人都在欢呼一个DV时代的到来，有人将这个时代看作是自电影、电视之后的“第三次影像革命”，您是否认同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DV革命”的说法？ 尹：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是。因为技术上的改变，可能是改变了操控者。过去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个机构手里才能操作，换句话说，它一定是非个人化的，非个体性的一个机构在操作。我觉得DV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终于把机器交到一个个人手里。尽管说这个个人仍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人，但是最大的革命就是，他终于把影像书写工具交到可以个人来处理，就跟笔一样。 过去我们的影像表达方式，基本上都必须是由机构来完成的，而这种机构必然受到强大的机构性压力对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现在DV出现以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把工具交到了个人手里。我觉得不管怎么使用这个工具，多么的不自由，虽然它实际上也还会受到很多限制，但它毕竟把工具交到了个人手里，为影像的自由书写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它是一个“革命”也不为过，只不过这种“革命”可能跟过去我们常说的传播技术手段上的革命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一个传播者，拥有传播工具的人的一个“革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 詹：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影像的民主化”，可以这样说吧？ 尹：它主要是把工具变成个体能够控制，个体能够操作。但我们不能说“民主化”，因为说“民主化”已经代表了很高的褒义评价，而我不敢说交给个人就一定是民主的。但是它至少放大了这个空间，放大了自由的空间，它交给个体来做了，为它的多样化产生了可能性。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它就是一个“民主”的？就跟网络一样，我认为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和可能性，但是你不能说它就是民主的。最终你会发现所有交给个体性的东西，随着社会力量的积聚，慢慢它的“场”还是被权力控制着。DV 将来也会是这样。但是，它毕竟把一个工具交给了个人，增加了多元性的可能，增加了自由度。但是我不愿意说它就“民主”了，其实也还是会存在很多霸权。 詹：现在对DV的过于乐观的想像其实有一点乌托邦的性质。 尹：对。凡是革命时代都是这样，革命时代都想像我们拥有了一个无比自由和无限自由的东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都是这样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对自由的移置；哪里有个性，哪里就有秩序。这一对矛和盾永远是交替的。但是，每当革命时刻我们都会张扬这种个性，张扬自由，觉得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无比宽大的一个空间。实际上，当你有了这个空间以后马上就会有秩序，有权力会来移置你。永远会是这样一种矛盾关系。这也很正常，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绝对地说，有了DV，有了网络,我们就有了一个“绝对自由”的，或者说是“非常自由”的一个空间。我觉得都是有限的。 詹：权力是永远存在，无所不在的。 尹：对，制约、限制也是永远存在的。 詹：我倒是觉得在前两个阶段，比如电影和电视的阶段，大众永远只是一个观看者，但是现在他成了影像的制作者。 尹：这就是把工具交给了个体。交给了个体自然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每个人都可以表述了，尽管这种表述实际上潜在地受到社会秩序的——有的是硬性的限制，有的是软性的限制。我经常在关于DV的各种讨论中说，做DV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经常想把自己的DV做得跟电视台一样。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是社会环境，社会所有的体制诱惑他这么做。这么做他有可能获奖，这么做他有播出的机会，这么做他有从一个业余者成为一个专业者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潜在的诱惑，都会使他的“人生的自由度”大幅度下降。这个例子特别典型。我经常对学生说，你们干嘛非得把自己的作品做得跟电视台的节目一样啊，不一样就觉得没达到标准没达到要求。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悬置了一个社会的镜像，他靠这个镜像来认识自我。 詹：实际上获得了操作DV的自由未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 尹：我们有了工具，但是未必就有了使用这个工具的心灵的自由。其实这是很难的。 詹：按照您的说法，如果认可DV是一场“革命”的话，它主要还是体现在创作者的主体性方面。 尹：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性上面。可能有的人用DV这个工具去书写一些跟传统的影像系统、影像语言完全一样的东西，他也可能会书写一些更具有差异性、更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DV的影像出来以后，它的影像系统、影像语言就一定跟传统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