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音乐的现代融汇.docxVIP

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音乐的现代融汇 国民间音乐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地域性的形态与韵味，固有的旋律音型、结构逻辑、音色音响，包括音乐基本元素如音高关系、音列调式、节奏序列等，这些标志性的形态在成为人们熟知表征的同时也成了人们感觉天然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特色鲜明的区域民间音乐，由于它们较少受到现代音乐的浸染而得以保持其本原形态，这使得中国多民族民间音乐形成其多元共存的文化色彩区划。而随着近代新文化运动而涌入中国的西方交响音乐的影响日益深入，丰富的多声音响和技术成熟的观念也被中国乐人所接受并影响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发展。自萧友梅以来，探索两者融合，探索民族音乐新发展，进行“新音乐”创作，已在近百年的音乐发展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上海作为外来音乐文化的海纳地，在不同时期都有交响乐力作问世。近年来，受到西方先锋音乐手法的冲击和日趋觉醒的民族音乐保护等多重观念的影响，以自然形态的民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的交响音乐创作层出不穷、佳作不断，如：王建民以西南少数民族音调为基础而设计的人工调式音阶所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杨立青以西北民间音调和古典韵味为素材而创作的《荒漠暮色》，张千一以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旋律为主题框架而创作的交响组曲《云南随想》……中国民间音乐在面临新的音乐文化而产生的“文化触变”已渐入深层。可以说，探索交响乐中国化的可行性新路一直是上海乐人的潜在追求艺旨。近日活跃于上海交响乐创作领域的四位中青年作曲家尹明五、张旭儒、赵光、周湘林，以极富创意的乐响构思，运用交流、融合的艺术观念，再次进行了以多元艺术图景中西融会的交响曲创作新尝试，以多民族民间音乐固有形态及其变体与现代交响音乐融合的四部单乐章管弦乐新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四部作品以“四面八方”为题在2021年初夏的上海舞台上绽放出奇异的光彩，再次引起乐迷们对上海交响乐创作的关注，并在“和毅庄诚——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中再次惊艳。 一、创作的创意与观念 四位曲作者的四部作品彼此独立，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极富特色的民间音乐为素材，以交融、对话的中西音乐语言为手法，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文化品格，将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交响乐兼容并举到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因此而使得四部作品又连为同一主题的整体艺术之中，“四面八方”就有多民族、多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深刻意味。 从创意上来看，四部交响曲以统一文化创意及其相似的音乐发展手法，将中国“四面八方”的各具代表性的民间乐种朝鲜族的古老民间歌谣（北）、湘西土家族的打溜子（南）、蒙古族的呼麦与长调（西）及其特有乐器或唱腔、江浙沪一带的丝竹乐（东）等，进行了基于本原形态与韵味的现代发展，它们或进行曲调的交响化的多形态变奏（北），或进行“拼贴式”的中西并置与对话的“碰撞”（南），或进行核心素材提炼的中西呼应（西），或进行色彩化的乐响烘托（东）。四种民间音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色彩，以新的时空并置、艺术对话进行既新颖又熟悉的“文化触变”，将它们或注重线性思维（北）、或侧重节奏美感（南）、或饱满奇异音响的特性作为素材挖掘（西）、或突出意境渲染（东）等而进行现代交响化的变衍。因此，其创新不仅带有传统音乐文化挖掘、呈现手法上的某种刻意为之的指向性，而且还因其中西音乐文化的直接对话而产生的鲜明的并置感，中西音乐不再孰重孰轻，而是互为倚重，这就将东西南北四方位的多民族民间音乐自然状态美感，运用复合音乐思维而融汇在一起。 从观念上来看，这种融会有其特有的新意。首先是与既往相关或相似创作在融会深度或角度上有所不同。它们与谭盾2021年以湘西少数民族原型民间音乐为协奏对象而创作的多元“拼贴”的《地图》的手法不同。《地图》是以根源民间音乐“固态”（录音、录像）的形式进行交响化的“对话”，而“四面八方”则是选材于成熟的地域性乐种中的“活态”素材进行“对话”的，且这些乐种的表演均为专业化较强的、可与交响乐队灵活互动的民间音乐的表演艺术家们，这就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古今多艺术的“对话”成为可能，而不再仅流于“符号化”的表层形式。其次，它与之前新音乐探索中的“民族音乐交响化”的创意也不同。其中“部分原型音乐素材的贯穿”是其区别所在，民间音乐不再是被协奏、烘托的对象，而是作为要素之一而融入交响曲立体乐响的配色之中。民间音乐或以主题框架、或以特性音型、或以线条起伏、或以音色音响呈现，使符号化艺术现象得以内外兼具的多层形态展现，是传统民间音乐现代交响的新尝试。 除了上述宏观上的创新外，四部交响曲新作还有音高材料、主题构造、结构衍展、音色音响等等微观探索值得一提，其创新也实现了其文化品格高瞻、世界音乐概念凸显的创意，它们是上海交响乐既往创作中复杂而细腻学术传统的又一表现形态。 二、主题构造中的民间本原形态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