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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胡适关于白话诗的理论鼓吹，主要见于几个文本：《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以及《〈尝试集〉自序》，包括初版自序、再版自序和四版自序。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白话诗仍未走出被质疑的困境，虽不曾“一失足成千古恨”，却已是“再回头已百年身”了。回顾当初首倡者的激情鼓吹，以近百年来探索前行的经验教训，检视其理论的是非得失，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 一 《文学改良刍议》之刍议 1916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10月1日，陈独秀复函：“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胡适与陈独秀这两封信，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胡适于是撰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 由百余字的要领，到六千多字的文章，八事的顺序倒过来，首先强调“须言之有物”，然后依次是“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想来是主次分明的需要，但其中属于形式的“须讲求文法”与属于内容的“不作无病之呻吟”顺序颠倒，则应是疏忽所致。 此八事全部与诗有关，亦不妨作为《诗歌改良刍议》。下面，笔者试依其内容与形式的顺序，就其所论的得与失，逐项作一浅析。 1.关于“须言之有物” 胡适写道：“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对于“须言之有物”这一项，陈独秀原本是有疑问的：“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见陈独秀给胡适的信，《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为此，胡适行文做了解释，说他所谓“言之有物”，与载道无关，而是指作品有情感有思想。而陈独秀的另一疑问：“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也如此。”同上。胡适则未加理会。而这正是胡适此论的一处破绽。 诗言之物，惟“情与思二者而已”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包括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二者在内的诗，它们所要表现的，不仅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还有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一方，诗的内容是情感（胡适认为包括美感。其实，“情”“思”“美”三项不妨并列）和思想（胡适认为思想即见地、识力、理想），在客观世界一方，诗的内容则应该是自然的景与物和社会的事与史。景、物、事、史在诗中出现，如果是作为意象（景、物是自然意象，事、史是社会意象），作为表现手法，写景、咏物、叙事、咏史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主观的情与思。但有的时候，景、物、事、史入诗，它们自己即是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即是目的，即是诗人所要表现的那个客观世界，诗人并不想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叙事、咏史也并不另寓情思，不想自堕情障，自堕理障。此时，诗的内容不是“情与思二者而已”，而是写景、咏物、叙事、咏史而已。此时，景、物、事、史即使还算是意象，也已经是（或近乎是）无意之象了。试读上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除了再现生活，还表达了多少“真挚之情感”和“高远之思想”吗？李白《望庐山瀑布》那“日照香炉生紫烟”的景物摹写中所透露的情与思，怕也是难以寻绎吧？白居易否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式的写景状物之作，说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可是，景物诗为什么一定要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呢？唯美之作不可以聊备一格吗？诗应该有情感有思想，诗有时也不妨“得象忘意”“玩物丧志”。当“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清]叶燮《原诗·内篇（下）》。，读者又何必冥思苦想，索求寄托？当诗无达诂时，诗其实也无须达诂。甚至连那“知人论世”的功夫也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