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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带给人们的物化的非人的生存状态。因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广泛影响，我国学界对卢卡奇的相关思想已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对而言，关于葛兰西在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给予充足的重视。本文在梳理葛兰西的生产合理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论述，考察了他和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批判路径及其根本缺陷。 一、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 “福特主义”一词是由葛兰西首先提出来的，他用福特主义概念来指称由旧的经济的个人主义向计划经济过渡的一个链条中的环节，即资本主义在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在经济管理上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即生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增强。这和卢卡奇所说的“泰罗制”含义相同，事实上，葛兰西把“福特主义”也看作“泰罗制”的同义语。葛兰西指出，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使得分工日益完善，进而使工厂工人的地位变成日益‘分解的’零件运动，集体劳动的复杂性缩小了个体劳动者的综合性；在个人劳动者的意识中，他个人的贡献已经渺小到随时可以被取代的水准，泰罗制的出现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并加快了这一进程。在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中，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在其意识中已经觉察不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主人公地位，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总体的人”。与传统的手工劳动相比，现代生产也来越多地从劳动中剥夺掉“人的内容”。越来越失去“人道”精神。葛兰西指出，福特类型的工业家们并不关心人道，并不关心直接遭到破坏的劳动者的精神需要。在传统手工业中，工作者的个性完全反映在他所制造的东西上面，那时劳动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还很坚固。葛兰西以相当苛刻的语言指责泰罗制，他说：“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水准，打破要求一定水准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抹杀，是最大 的不“人道”，用泰罗的话说，人在机器面前不过是“受过训练的猩猩”。现代工业尽管还需要人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仅仅被动地适应机器和工艺流程早已为人设计好的动作和程序，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的“创造”，在这里，“创造”就意味着不允许出现的操作失误。 葛兰西在这里的分析得出了和卢卡奇一致的结论，卢卡奇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里，工人越来越表现为错误的源泉，葛兰西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尽管不是异化。不过，在对合理性给对人的精神和意志所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还是有区别的。卢卡奇认为合理化挤走了工人自由意志的所有空间；葛兰西则认为，工人自由意志的丧失仅仅暂时的，工人在适应一种机械化工作的初期，必然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一旦适应过程完成，在事实上工人的脑子原来不仅没有木乃伊化和枯竭，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完全机械化的仅仅身体的姿势。这就像一个人走着自己早已熟悉的路一样，他“可以自动地走路，同时又可以任意思考”。葛兰西并没有仅仅在“劳动和生产”中讨论“合理化”，他认为，“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必然带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合理化。葛兰西看到，在现代社资本主义会，群众生活在按照工业合理化原则重新调整了的合理化了的社会的形式之中。这样葛兰西就把合理化从劳动生产的论域扩展到劳动生产之外，进入他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视野，这里是卢卡奇较少言说的地方。葛兰西重点分析了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资产阶级看到，从事工业的工作要求有预先一般的准备，要求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适应一定劳动、饮食和居住条件以及一定风俗习惯等等的过程。如果工人在劳动生产之外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必然会影响工作的效率。为了保证工人在工作时有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资产阶级就通过立法、监督、教育等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规制工人的日常的饮食起居，使他们的生活形式趋于“合理化”。起初，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预还具有私人的和隐蔽的性质，例如福特对员工生活的关心，甚至利用特别视察员去干预自己工人的私生活以及监督他们怎样使用自己的工资和怎样安排生活。这些情况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就会转化成意识形态， 并采取了一种与“传统清教主义相配合”形式，这突出表现在“禁酒令”和“性问题”上。 葛兰西批判了那种把“禁酒令”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清教主义的看法，禁酒令与修行无关，与个人的道德高尚与否无关，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至于犯迷糊，夜里纵饮的工人，白天到工作岗位不会是好工人。感情兴奋同那种与最完善的自动化机构有联系的时间准确测定的生产运动相抵触。因此“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异议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监督，在某些企业中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