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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中的英国与日本 王蓉霞 1925 年5 月14 日，因为上海日棉十二厂开除两名工人，引起了工厂工人的罢工。5 月 15 日，正当工人们为此抗议时，日本职员又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日本的暴行激起上海 工人、学生的愤怒，5 月 30 日学生上街游行，谴责日本政府。但是，当他们行至南京路老 闸巡捕房前时，却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杀，造成9 人死亡，18 人受重伤，轻伤者无数。 [1] （第5 页）史称“五卅”惨案。于是，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 罢”反帝运动，史称“五卅”运动。考察“五卅”运动中英、日两国的处境和它们对待惨案 的态度，有助于我们了解英日同盟（注：美国和日本曾于 1902 年签订《同盟条约》，并于 1905 年和1911 年两次续约；1921 年华盛顿会议两国终止了同盟关系。）终止之后两国关系 的发展变化。 一 英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 惨案发生后，所有的列强都遭到了中国人民的谴责，但是，因为是日本纱厂枪杀工人导 致了5 月30 日学生的上街游行和随后英国巡捕的枪杀暴行，所以，人民斗争的矛头更多地 对准英日两国。又因为是英国巡捕开枪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所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英国便 成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 6 月3 日，上海总商会告诉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说，中国人认为这次冲突主要是中国和 英国之间的冲突。6 月4 日，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日本外相币原的报告中，又说北京 大学校方反对过于激烈的反日运动。就在同一天，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向日本驻上海总 领事矢田七太郎表示，希望将日本纱厂罢工事件和英国巡捕枪杀学生事件分开解决。到了6 月10 日，一批曾参与前几日“三罢”游行的中国银行家又对芳泽讲，他们准备逐渐放松反 日运动而要集中力量反对英国。[2] （第15-16 页） 日本在惨案发生后，为了开脱责任，也一再强调纱厂罢工问题与巡捕开枪事件不属同一 性质，应该将两件事分开解决。日本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在6 月10 日上海总商 会会员的大会上，会长虞洽卿就曾说到：“日领事近亦表示让步，对于纱厂罢工案，允予圆 满解决，故与英亦稍有分别。”[3] （第1097 页） 而且，6 月11 日，汉口又爆发了英国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6 月23 日，在广东英法租 界，又发生震惊世人的“沙基惨案”，造成53 人死亡（其中52 人是中国人），多人受伤。这 些事件更激起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全中国的反英斗争明显加强了。除了以罢工作为反抗 的手段外，人民还要求断绝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不过，人民反日的斗争也并没有停止，于是， 在全国掀起了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 英国最初将“五卅”运动看作“高涨的反日情绪”，[4] （第31 页）然而，两个星期之 内，形势急转直下，英国发现自己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面对将被孤立的状况，英国政府意 识到与惨案的另一个制造者——日本进行合作极为重要。 二 英国寻求日本合作 英国面对在中国被孤立和成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形势，积极寻求日本的合作。1925 年 6 月，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接见日本驻英大使时很坦率地说：“对我来讲，成功应付形势的 重要条件依赖于在中国有利益的各外国的紧密合作，特别是依赖于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的 完全谅解。”[5] （第262 页）7 月7 日，英国驻日大使埃利奥特接到张伯伦的指示后，也立 即与日本外相进行会谈，讨论英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合作问题。[5] （第290 页）为了获得日 本的合作，在7 月份日本驻英大使离职前，英国还授予了他一块爵士勋章，在此之前，只有 一位外国大使曾在一战时获得过这种荣誉。[4] （第42 页） 英国之所以寻求日本的合作，不仅仅在于日本是惨案的另一个制造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英 国认为日本可以保护它的在华利益。 惨案发生后第四天，即 1925 年6 月3 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曾与段祺瑞单独会面，要 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维持秩序，保护外国人的权利”。10 天后，段下令驻津奉军开往 上海。在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向任“淞沪戒严司令”的邢士廉提供“共产党煽动活动”的 情况，怂恿奉系军阀尽快去弹压。6 月22 日，邢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 示威游行。[6] （第236 页）日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英国希望日本对段祺瑞施加影 响、利用段祺瑞政府镇压反帝运动的要求，有利于英国摆脱“困境”。[2] （第23 页）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