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docxVIP

“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 据说，诗歌与生活之间存在“古老的敌意” ，现代诗一向边缘的处境，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久而久之，分化的 社会结构也内化为稳定的认识装置，诗的作者和读者倾向于认为诗意的世界，原本就是社会网格之外的一块飞地，同时也自动豁免了现实关系中的责与权。这一总体性结构，已隐隐然不可动摇，即便试图挣脱的努力、试图在诗歌写作与阅读中重建某种公共性的努力，也一直持续不断。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近年来一个特别现象：诗歌与社会性议题的相互卷入。 2015 年，先是女诗人余秀华意外走红、并引发热议，后有一场名为“我的诗篇”的工人诗会在线下与线上同步， 同名纪录片随后斩获上海电影节 “金爵奖”。一时间，底层与苦难、疾病与自杀、工人或农民工，似乎成了谈论当下诗 歌离不开的关键词。 当然，对类似话题的关注并不始于 2015 年，有关“草根写作” “底层文学” “打工诗歌”的讨论，早些年已开始流行，但在这一波热潮中，我们能感受到更复杂 因素的作用：既有身体和影像的抒情展示，又有媒体不出意外的推波助澜，既有工人自己的发声，更有作品的编纂、专家的研讨、学术争鸣，以及更为高端的国际化观看。一位当事人这样感慨：当“工人诗会”的主创者在茫茫人海中将十几位身份相近的诗人淘到一起时， “我便知道，知识分子诗 人和工人诗人的混搭时代来临了” ，而这一“烟熏火燎的、 机器味浓重的” 、看着有些芜杂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