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对历史的缄默是中国人特有的世故.docxVIP

郑大圣：对历史的缄默是中国人特有的世故 为什么两三代人之间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已经如此 天差地别？当年的实况被现在 85 后、 90 后认为荒诞，这个议题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在上世纪 70 年代，能榨油的花生极其金贵。铁面无私的民兵王奎生为集体看护花生地。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八岁的闺女彩云正蹲在地里偷吃花生，一气之下，打了闺女一 巴掌。彩云 “哇” 的一声哭了， 结果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噎死了。这个偶然事件被村里包装成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往 上报。一张奖状为全村换来救济粮，而王奎生却不堪精神重负，疯了。 郑大圣 1982 年，村里要重唱老戏《打金枝》 。王支书愁眉不展，只有他知道表面上领导要“听戏” ，实际上要“分地” 。谁都 想分到最好的地，但全村最好的九亩半却属于“奎疯子” 。 为了“瓜分”九亩半，村民要把“奎疯子”送到精神病 院。支书于心不忍，让曾经的指导员老鹤想法唤醒他。老鹤 为王奎生排了一出《钟馗打鬼》 ，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 。刚有好转的“奎疯子” 因此又疯了。这是导演郑大圣的电影作品《村戏》 。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18 位村民偷偷摁下手 印“包产到户” ，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到今年，时间刚刚过去了四十年。 郑大圣邀请了自己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位曾在安徽凤阳 插过队的 “老三届” 观看了影片， 这位当年的亲历者对他说， “你拍得很真实，但仅仅只是掀起了那个时代小小的一角。 ” 不过，许多年轻观众看完电影后，用“魔幻主义” 、“荒 诞”评价《村戏》 。这让郑大圣感到疑惑甚至恐惧。 “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两三代人之间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已 经如此天差地别？当年的实况被现在 85 后、90 后 ?J 为荒诞， 这个议题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 从里到外复原历史 《村戏》根据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村戏》 、《花 生》、《老路》改编，拍摄地在太行山里的梁家村。开机前一 个多月，剧组的美术置景就去刷标语、出黑板报。标语最初 是文革前的，用繁体字写着“深挖洞，广积粮” ，然后把这 些标语铲了，刷上文革初期的标语，又铲了，再是文革中后 期的，这种层层叠加，最后才是八十年代初的样子。 电影学者戴锦华说《村戏》是一部给她多重久违之感的 电影，“包括久违的乡村，久违的历史，久违的现实感” 。 复原这样一种生态并非易事。 《村戏》的演员除了 3 位 来自当地县高中、县技校的学生外，剩下的 35 个演员全部 来自河北省井陉县路德晋剧团，一个民营的山西梆子戏班 子。他们本身就是农民，有戏唱的时候，大家唱戏，农忙的时候，就回家收麦子。郑大圣认为只有真正和土地有连接的人，才能快速地在片场找到游在水里的感觉。 演员每天集中在晒谷场上学习，唱歌，读文件，背诵语录。革命歌曲要唱到下意识哼哼，口号以喊到声嘶力竭为标准。晚上一起集合看样板戏，平时模拟游街批斗，现场谁有权威就斗谁。电影里扮演支书的演员是他们剧团的编导，算是演员们的半个老师，于是大家很严肃地把他绑了起来，挂上牌子戴上帽子游街。 后来群体的情绪真的被煽动起来了。 “支书”被斗急了，哭了。郑大圣事后想想说， “其实就是那种被一个狂热集体树为对立面的孤立感、羞辱感” 。 几何式的裂变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慢慢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了，村庄空心化严重。梁家村也是如此。 在梁家村待了几个月，郑大圣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如 今的中国乡村早已不是那个鸡犬相闻的乡村了” ，不仅青壮 两辈人都待在了城里，连狗都少。电影里出现的那几只鸡还 是剧组专门买来，用钓鱼线拴在院子里的。要是想弄头牛、找头驴、赶几只羊，更得到隔壁村借。 地没人种了，再肥沃的“九亩半”也没人争了。郑大圣有时会请村里一些老人来摄像机前客串，当看到这群当年的 亲历者佝偻着腰、拄着拐出现在他们年轻时的舞台上时，他不由地感慨“好快啊” ，“从集体到分地，从封闭乡村社会到村子里的青壮人走空，只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几乎是几何式的裂变”。 《村戏》自今年 3 月份开始在各大城市放映，几乎场场 爆满。在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2017 年度表彰 大会上，《村戏》获得了评委会特别表彰，颁奖词里称《村 戏》“以魔幻的往事，提示我们注目民族的未来” 。郑大圣认 为不断地叙述、讨论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一段历史不被描 述、讨论，一段时间后，就会真的‘不存在’了” 。 戴锦华说《村戏》里使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让她产生了一种观看的焦虑，这种想看清楚但看不清楚，就像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 “听着像假的故事” 对共同经验流失的放任，使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存在很大 的断裂，这在两三代人之间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村戏》里 有一幕是 “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