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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 ,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 企业盈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冲突日渐凸显 ,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如何有效促进企业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有的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 有的企业却千万百计逃避社会责任”的社会现象 , 本研究以新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论为理论视角 , 深入探讨了“企业为什么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核心问题 , 揭示了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 173 份有效问卷 , 采用因子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调节回归分析等方法 , 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通过对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 , 本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有以下四点。 第一 , 企业参与社会活动并非只是出于利益考虑 , 而是将社会责任视为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 系、获取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当企业社会责任植根于社会价值观体系时 , 这种内在的信仰和规范构成了新实践扩散的稳定基础。同时 , 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 , 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如股东、消费者和员工的关系 , 但这种强制作用力对企业与次级利益相关者如社区、自然环境的关系作用并不明显。 同行企业的表现对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 市场进入机制和竞争秩序不规范 , 信息成本较高的转型中国环 境下 , 企业的不良竞争行为一般并不直接影响其运营绩效。也就是说 , 在既缺乏“示范效应”又缺失“惩戒效应”的商业环境中 , 同行压力不足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明显的直接激励作用。第二 , 组织内部资源构成了企业社会表现的基础和后盾。 高层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承诺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力 , 社会 责任决策由“高管说了算”的现象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另外 , 组织累积的经验传统 , 以及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了显著影响 , 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维度社会责任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并不稳定和一致。 国际经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仅仅局限在市场责任方面 , 与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之间反而呈现负相关关系 , 说明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越大的企业 , 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之下 , 可能首先通过牺牲员工权益、削减社会开支来实现最大化利润、最小化成 本的目的。先前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仅体现在市场责任上 , 说明资金和物质条件与公共责任和员工责任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 , 企业对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更多取决于其他因素 , 如企业领导人价值观、法律法规健全程度。 第三 , 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 , 效率机制相对合法性机制而言 ,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决策者、特定经验传统和冗余资源作为企业内部的重要资源基础 ,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决策的范围。对中国企业而 , 尽管它们面临日益严格的制度约束和更高的社会期望 , 但更为直接和巨大的压力仍然来源于竞争环境 , 企业更需要为股东回报和收益直接负责。在制度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 , 我们看到力量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效率的考虑。 第四 ,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合法化机制和效率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 政府倡导和组织间模仿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扩散的主要作用力。 转型经济体中政府对于创造健康的、道德的商业环境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制度基础设施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提供了“安全网” 。组织间模仿对效率机制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 在负责任行为得不到奖励、不负责任行为反而占便宜的商业环境中 , 同行之间的相互参照间接推动了行业的低水平发展 , 扭曲了企业之间在质量、技术、管理、服务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的本质。相比之下 , 高管伦理承诺与社会规范环境压力对于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较为稳健。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 聚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前端 ,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理论解释。鉴于以往研究大多视企业社会责任为既定条件 , 考察其绩效意义和其他效应 , 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因变量 , 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补充了对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的探索 , 重新审视了在全球经济社会迅速变迁环境下 , 越来越多企业采纳负责任行为的组织变革现象。 第二 , 将制度理论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情境 , 实证验证了制度环境压力的重要作用 , 不仅拓宽了制度理论的适用边界 , 而且丰富了合法性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 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经验数据结果显示 , 当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与社会规范、价值观一致时 , 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构成了社会责任实践扩散的稳定基础。认知合法性机制本身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企业行为 , 它的作用还取决于企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