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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区的习惯法与法律制度的互动与调适 一、个案导入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某村里，一男村民A偷了同村B家的八角，后来被人发现。在解决这一纠纷的初期，B试图按照习惯性的做法，根据村规民约（“石牌”）进行了调解和处理，A不服，不予理睬。后来村民B诉至法院，请求民事赔偿。针对村民B请求的民事赔偿之诉，法官完全可以直接依据《民法通则》或者《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但是法官并没有简单地判决，而是多次对双方进行了说服和开导工作（尤其是对村民A），最终达成了协议，A按照“石牌”的规定，对村民B进行了赔偿，并且摆席请全村的人喝酒，一方面表示对于偷八角行为的惩罚，另一方面视为对于B的道歉。 本案中法官调解的动机，及其援用习惯法作为本案调解依据的路径不做分析和探讨，因为学界已有不同的探索，本文主要针对于村民A和B行为的逻辑进行分析，从其解决纠纷过程中对于国家法、习惯法等规范的态度和选择上，试图发掘分析在民族自治地区的乡土社会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与调适是怎么开展的？双方互动与调适的空间与动力是什么？ （一）习惯法与法律制度间的互动与调适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我们从案例中看出，在发现村民A偷八角之后，村民B并没有直接通过“告官”、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司题，而是试图通过习惯性的做法，与A进行沟通。B这么做主要出于成本的经济性和解决司题的彻底性、有效性来考虑的，当然里面也有着乡土乡情的考虑。而村民A对于其偷八角的行为表示承认，但是对于按照村寨里村规民约和“石牌”上的规定的处理办法，A表示自己只不过偷了一点八角，而要求赔偿B的损失之后还要请全村的人喝酒，表示代价太大，不经济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村民A认为现在是法治社会，自己虽然偷了八角，具体如何赔偿和处理，应当由法院和国家法律说了算，而习惯法的相关规定，自己表示没有服从的义务和必要，就是自己不服从，其他人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法律也不会惩戒自己。 双方的第二次交锋，村民B在看到传统的习惯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处A赔偿自己的损失。而法院作为一个本应具有“被动”意义上的司法机会，在此案件中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当然不是无视法律）在两者之间进行了多次的说服工作，当然说服工作主要是针对A进行的。一方面从法律的方面，利用自己的国家权力形象进行“威吓”，劝其从长远来看，否则国家将会毫不留情的处理他，使他在人格上具有了“污点”。另一方面，从人情、常理角度来谈熟人社会中的为人、处事之理，使A心服，最终按照习惯法的精神和相关规定，由A向B赔偿损失，并且摆了和好酒请全村村民聚餐喝酒，使得A和B的关系恢复如初，维护了当地生活的秩序。 （二）村民行为逻辑初探 通过个案的考察，我们发现村民A与B的行为逻辑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十分关注自己面临问题的合平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在一次利益最大化尝试失败的情况之下，试图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解决，并没有认死理和对于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绝对的信赖，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对待各种权威。 1.具有强烈的主体参与意识。在本案中，无论是偷八角的村民A还是被偷的村民B，对于发生的事情都表现出来一种积极参与，不回避、不消极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同于大量书籍里描述的传统文化“息讼”、“贱讼”、“耻讼”理念，而是主体参与意识。村民B在自己的八角被偷之后，先是理直气壮的采用传统的方式解决纠纷和“伸张正义”；在碰壁之后又不怕经济上的不合理，冒着“撕破脸”，不顾“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去打官司，这是一种积极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即便是作为偷八角的村民B，也丝毫没有一丝胆怯和被动之气，其对按照传统处理办法的不服则直接给予了不予理睬的态度；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初次调解之中，仍然根据自己的经验性认为是正义的“个人性道理”进行辩解，并不是十分地盲目惧怕国家法的惩罚（这和村民A出外打工见识比较多，对于一般的法律和国家处罚有一定了解有关）。姑且不论村民A这种主体意识的好坏，我们可以看出，在本案中，村民A和B均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就是积极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之中去，积极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处理结果，并且可以运用一定的国家资源、社会舆论及结合自身新的见识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2.个人正义的追求。个体正义是与集体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是相对于公共秩序的追求、公共利益的维护而言，个体正义更加看重个人的利益与诉求的满足，并以此为标准来评判其他事物的价值。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村民A还是村民B，其行为潜在的逻辑均是一种其生活中其个人及团体所认可的“情”、“理”在起着作用。而这种“情”、“理”具体来讲就是“人之常情”、“社会之理”。在乡土社会之中，随着交通、经济等的日益改善，人们的见识日益增多，其所认识到的“情”、“理”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