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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管理中乡规民约效力探究 现代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在多样的农村社会形态中对乡村秩序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自古至今村规民约的形式不断演化，但其主要功能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在稳定乡村秩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村民自治实施以来，村规民约的效力未得到有效发挥。在农村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很多村庄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制定者都希望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 学术界对其法律地位与功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村规民约中部分内容与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有意规避，应该予以改进。如李嗣婷认为村规民约内容不合理、与现行法律相违背现象较为普遍，有些条文不仅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贾秀莲认为，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村规民约对国家法的规避现象越来越多，其消极影响日益显现。村规民约对国家法的规避真实地反映出国家和民间两套规范的冲突与协调。还有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制度层面的乡规民约进行研究，认为村规民约弥补了乡村社会的法律粗俗缺陷，在村庄治理和社区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刘建荣认为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乡规民约自产生以来一直在乡土社会中与法制一道共同发挥着法治的功效。赵丽敏认为必须对村规民约进行现代化、法治化的转换，使其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纵观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少有历史的视角对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村规民约产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动力的关注。笔者认为现代乡村社会的效力基础、制定主体、执行边界相对于传统乡村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须将传统与现代村规民约各组成部分进行结构对比分析，方能窥见其演变逻辑，也才能为其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价值进行合理的判断。 一、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道德与法律 传统乡村社会是血缘性、封闭性和地域性较强的熟人社会，村民依据“差序格局”，以血缘的远近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网络关系，村民对于宗法权威与道德规范是天生必须服从和遵守的，如有逾越必然导致宗族家法及村民舆论的惩罚。因此，若要村民平安无事则须依礼行事。“事实上经过各种社会化活动，礼俗已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惯习，成为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帝王要求的“内圣外王”，君子要“修身齐家”，礼仪道德是乡村社会的行为方式。礼仪道德不仅是村民迫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选择，而且已经内化为一种良知和自觉，依靠个人的修为来自我约束。宗族内部的秩序由以道德和礼仪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规范所维护，即宗族权威和伦理道德。而在宗族社会之上是若干家族共居的自然村落，家族之间的纠纷与合作随着家族的扩大也使得异姓宗族村落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这自然要求超越宗族的规则来处理宗族之间的关系。在家、国、天下一体的传统中国社会中，遵循与家族治理规则一致的宗法制度是村落治理成本最优的选择。由此，传统村规民约的基础也是村民内心的道德约束。 现代乡村社会是开放性的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行政机构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强力渗透与全面控制，使得传统的宗法制度在土地革命、阶级划分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受到严重破坏，道德教化对村民行为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不再需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乡绅阶层来代理。乡村的秩序需要新的社会规则，这种社会规则要体现国家权力的存在，这种社会规则即是建立在抽象的陌生人社会基础上的现代法律制度。如今，在现代乡村社会“半熟人社会”①中运行的是以法律和道德并行的村规民约。而且随着村庄流动性和离散化的加剧，村庄道德基础的缺失，现代村规民约在不断演进中逐渐成为了对现有法律制度的简单重复。有学者通过对浙江某村庄1985年—2021年的五个村规民约中国家意志（法律、政策）、村民讨论和本村实际三者在村规民约制定中的顺序的考察表明现代村规民约在合法性演进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道德约束内涵，成为形式化的法律规范。此外，从单一的乡规民约内容上看，现代村规民约的劝规性条款较多而传统乡村民约惩罚性条款较多也表明，其效力的发生已经由内在的道德教化向外在的法律威慑转变。 二、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精英与民众 从村规民约的起源来看，最早成文的村规民约出现在北宋《羌约》，而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后来的《吕氏乡约》以及明代的《南赣乡约》，经过明末清初的讲乡约运动，各地兴起立约之风，至清朝中期乡规民约在范围上和内容上，已经更相当的普遍和具体。在成文的乡约出现之前，乡村社会存在着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不成文的約定。这些约定是否是乡村精英所发起，还无从考究，但成文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却可以确定是乡村精英推动的。《羌约》是由范仲淹“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而为羌人所立；《吕氏乡约》是由北宋进士吕大钧为教化乡民所作；《南赣乡约》明代学者王守仁对《吕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