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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目前走的是一条与社会演进型法治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事实上，法治实践通常也被理解为：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不断向外扩张，特别是向广大农村地区及农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不断向内收缩的过程。然而，已经禁锢了农民上千年的传统思想以及本土文化不可能短时间内就销声匿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会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那么，“当两种文化交汇碰撞的时候，排斥一定胜过融会，在一种文化沐浴中生活的人群，遭遇另一种文化浸染时，为之感化或自动接受者总是不乏其人，然而，这种纯粹的个体行为若要发展为群体行为，其间的变化则异常复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难以扩散。”农村社会法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国家与农村之间的积极互动，但是无论如何，这场互动中，国家都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履行更多的义务。 一、科学立法，尽快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 制度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一定国家分配权力、责任、权利、义务、自由、限制等的方案、原则和细则，是法治的构成部分，也是法治的基本依据。法律制度预设了法治发展的状况，制约着法治的每个环节和整个过程。而我国目前农村的各项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制定科学的法律制度，是国家在追求实现农村法治道路上的第一紧要事务。 正如一位伟人所说的，“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因此在立法上，国家应该谨慎行为，既要把握住法律的控制范围，在控制范围之内，又需要实现立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力求做到制定的法律能保障农民的最大利益。 法律的控制范围在理论研究看来是个极易表述的范畴，它要追求的就是法律调控的有限性，因为“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都是法律性的：法律在它对各种社会规范的承认过程中会有所选择。”然而，回到实践中，若要一一列举哪些现象能被法律规范所囊括，回答却并不简单。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至少在国家法与农村社会之间，我们的目标排位除去维护国家法的整体权威，就是要保障农村社会的自由发展，如果能够交由习惯法自行解决，那么，国家法便可以全身而退，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的习惯法只要不违背国家法的总体原则，不至于造成大范围内的社会失序，那么，就应该承认它的相对效力。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传统等同于落后，但是客观来讲，“正式的法律并不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就必然地合理，反过来，乡民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也并不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不合理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习惯法是人类对自然以及社会有针对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习惯法在农村社会不同地域内的表现会出现差异，如果国家法将习惯法的某些精神贸然纳入的话，可能会造成国家法适用范围的受限，而习惯法也会因此失去活力，所以，一个更为可行的办法是，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甄别取舍工作交由农村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当然主要是基层执法、司法人员，如此一来，国家法同习惯法的冲突便能在更熟悉社会环境的“法律人”那里得到缓和，不过，这就不单只是立法层面的问题(立法只需明确这一原则，就像《合同法》会明确必要时尊重交易习惯一样)，执法与司法的地位在此问题上愈发显得突出。 明确了法律的控制范围之后就需要保证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事实上，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是共生共存的。只是严格说来，立法的科学性所探讨的是更多法条本身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可以借鉴的建议是，针对农村社会的立法应当基于农村社会的实情，而其他立法则应该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的心理和逻辑，只有这样，在深入乡间时，具有科学性的国家法才不会造成农村社会的茫然无助。经济学家们常常谓农民是“天生的经济人”，因为农民的思考方法是非常“实用化”的，同样，在对行为规则的认同与取舍方面，农村人也体现出了他们独特的“实用主义”思维特征。“农民不是传统的奴隶，他(她)们之所以遵奉一些长期流行的习惯，首先是因为这些习惯具有植根于社区生活中的合理性，因为它们能为社区成员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它们的坏处。”所以，一旦农村社会面临的法律，符合其成员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他们就会像选择播种的季节一样，轻易就从了法律；相反，如果法律在农民看来就像是摆放在土炕上的咖啡壶，那么，农民不会用它来煮咖啡，只会变着法地利用它，甚至不惜“屈才”以求咖啡壶效用的本土化发挥。套用到“国家法与习惯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磨合之上，倘若自上而下的制度能够略微窄化它们的调控范围，更加尊重本土的，自然的(内生)秩序，那么，它们不仅可以赢得个案处理上的主动权，更可以通过传递给农村社会的信息：他们(农村社会的成员)的利益被法律充分尊重，并被有效保障，赢得更加广泛范围内的认同。 立法的民主性同样重要，法律是妥协合意的结果，作为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和对其行为的限制，法律必须在制定时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规范对象的参与。强调“一定范围”是十分必要的，过于宽泛的对象范围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