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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24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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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的法治实践
一、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法治实践的状况
在传统民间社会的村规民约中,习惯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家治理下村民自治的推行,村规民约也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而有新的变化。通过本人调查的现代两个村规民约范本与以往文献所记载的乡规民约比较可以看出:
从发展规模上来看,曲折性是近代以来村规民约发展的主线。中国自晚清就开始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在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潮影响下,中国法制变革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个对村规民约给予毁灭性打击的是在计划经济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村规民约遭到毁灭性打击。基于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村规民约在规模上急剧下降。经过前两次巨大冲击后,村规民约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其复兴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广西罗成出现了全国第一批村委会,这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中明确将村委会作为国家农村基层组织写入宪法,这标志着村民自治政权合法性以宪法形式给予肯定。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大力开展创建文明村、评五好家庭等活动。”(①紧接着,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自此,村民自治进入了法治规范的阶段,由于其自发性增强,许多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传统村规民约有关规范事项,甚至相当一部分村规民约对传统村规民约的照搬,村规民约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村规民约在广大农村又得到了复兴,规模空前。
从形式上来看,现代村规民约大多复制了“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现代法律规则模式。如山东潍坊方西村村规民约第十二条规定:村民要严格遵守《信访条例》有关规定,不准参与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有问题的通过正当渠道逐级向上级反映,不准无理取闹、聚众滋事,不准歪曲事实、诬告他人。构成违反治安条例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条文中“村民要严格遵守……诬告他人”为行为模式,“构成违反治安条例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法律后果。而且从制裁措施来看,与以前村规民约的“原始性、落后性、野蛮型”相比,现在法治下的村规民约更显的合法、合理。另外据笔者调研所知,现如今的大部分村规民约具备国家法的逻辑性,引入了国家法律的“章”“节”“条”的结构表现形式。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现代村规民约的乡土性不足。现代村规民约用语现代化、形式化,是法律政策的缩影,传统村规民约用语比较通俗话和实质化,乡土气息浓重。第二,现代村规民约从村内组织设置、村民权利义务,对村民的奖励和惩罚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主要集中与本村的生产生活秩序。第三,现代村规民约的制定其目的是促使村民完成国家与政府的各项任务,很少涉及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村民义务具有优先性;传统村规民约中虽然村民义务也具有优先性的规定,但这种义务本身更多的是村民对生活在村落的这个共同体所负有的、直接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义务。第四,现代村规民约更多依靠外在机制来解决村内纠纷,而传统村规民约主要依靠村内的约束机制。实践证明传统村规民约中,具有实效性的村规民约并不总是与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例如出嫁的女子,祖业没有继承权;死者不火化以及游街示众等处罚措施均与国家制定法理念不符。同时在民间纠纷的调解中,村民自治组织达成的调解合议主要依据民间习惯,而不是如《村民委员会》或《人们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件》所规定的那样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通过以上描述可看出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法治化进程中状况可谓是喜忧参半。村规民约空前规模的扩大,对稳定村落秩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也有很多学者怀疑从乡规民约逐渐失去乡土色彩和经验色彩的事实中可以察觉到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民间法是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事实并非如此,从下面介绍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治之契合中可以看出村规民约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二、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契合的表现
通过上述了解到村规民约的法治实践与国家法治进程密不可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同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法治之路的导向决定了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是通向法治之路所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②法治观念、法治主体、法治方式、法治监督是现代法治下分析问题的角度,因此只有从这几方面着手才能实现真正了解和实现法治之治。在法治化大背景下,村规民约在形式上的不断规范化和制定的程序化发展显示出规则制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与国家法治的契合,以实现法治之治。
(一)从村规民约权利意识看法治观念的变化
所调研的广西甲篆乡松吉村的村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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