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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成与新时代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而法治国家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的依法治国工作布局，揭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进行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截至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系列重大会议上公开发表涉及“法治社会”的重要论述多达8次以上。“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和进步必然要求社会建设的法治化。”本文研究主要聚焦新时代的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特别是其建设的基本路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基本路径主题的繁复性，我们不得不从特定角度即法治社会之基本构成的视角来切入，而这种特定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一种宏观视角，所揭示的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亦主要起一种实践战略导向作用。 二、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成：一种基于法治文明形态视角的分析框架 要揭示新时代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达此学术目标的理论分析工具是什么？就该问题而言，我们拟从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成这一角度进行回答，即基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成来揭示新时代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法治最初只是一种理想，而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就后者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法治而言，则标示了一种外向型的、重规则、权威文本至上的文明秩序形态。这种文明秩序形态从结构上看，主要包括以法治理想为归依的价值系统，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以及以权力互治为表征的秩序状态。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逻辑，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成应当包括有价值、规范与实践三大维度要素。 （一）法治社会基本构成的价值维度：法律之治 基于最一般的理解，“价值”一词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价值表达了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需要。其二，价值表达了对象对于主体需要的可满足性。其三，价值还表达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范畴，即是说，对象对于主体需要之满足的正当性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社会基本构成的价值维度，所关涉的正是主体“人民”与对象“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范畴，法治社会基本构成的价值维度，所指向的正是法治社会本身的正当性内容，这种正当性是法治社会得以从观念转向实践的基本前提。 相较于“法治”本身的源远流长，“法治社会”作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则是近代的产物。在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早期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国家（城邦）与社会在理论上的混乱极其常见。如亚里士多德就将“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政治”的译词来使用，意指古希腊的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而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则进一步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明社会”的内涵：“（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真正将“国家”与“社会”进行区分，进而开创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人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其通过“市民社会”一词来指称一种社会—经济—法律关系，个体进入这种关系的原因端在于其对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黑格尔及其后来者——如洛克、卢梭等近代自由主义大师的努力下，“社会”才真正从“国家”中脱胎出来，成为与之相对称的概念范畴。伴随近代以来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愈发意识到，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全能的，公共权力也并非只由政府行使。在这个时候，国家和政府就应该让出一部分公共权力，将那些不应由政府管理或者说政府管不好的领域/事项还权（力）于社会，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产生并不断深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源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法治社会建设是一个社会自治规则不断发展完善，社会自治主体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社会自治规则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武器，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法治及其理论的子概念而存在，法治社会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