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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地区调解资源的现实运作样态及整合路径 调解制度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一项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源远流长，也被认为是划分中华法系的基本标志之一。2021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变革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严峻现实，提出了全面构建“大调解”的工作体系，以整合各种调解资源，解决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驾护航。基于此，本文就我国民族地区调解资源运作的概况及整合的路径进行分析。 一、民族地区调解资源的现实运作样态 按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当前的调解资源主要包括民间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行业调解等类型，其共性在于都是通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纠纷当事人依照法律或道德解决纷争的一种活动。但民族地区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运用最多的调解方式主要有民间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调解三种，并随地区差异呈现以下两种组合样态。 1、在民族聚集的腹心区，调解资源的运作方式呈现出一种错位的运作样态 错位样态的意思，就是指在民族聚集的腹心地区解决纠纷的调解方式主要是习惯法权威的民间调解，而国家层面的其它调解方式则处于一种边缘地位。 从法治文化背景而言，民族地区在社会形态上大多属于“一步跨千年”，在民族司法文化的传承上与内地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别，尤其是为数众多的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地至今仍广泛保持用习惯法来调解纠纷，这是民族地区调解资源运作的第一种样态。比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拖县，地处高寒山区，全县总人口14万多，彝族占94%以上。长期以来，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基础薄弱，彝族群众文化素质不高，与外界还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整个社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导致广大彝族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厌诉”的心理根深蒂固。一遇到矛盾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寻求彝族民间司法官“德古”通过习惯法来调解解决，甚至有的案件在法庭上调解清楚后，回去还要用彝族习惯法再次调解，才算调解“圆满”。据布拖县法院2021年不完全统计：2021年法院受理民事案件58件、2021年236件、2021年386件；而民间习惯法权威“德古”调解的纠纷2021年717件、2021年823件、2021年1200件。这表明了虽然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但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少，大多都是通过民间调解解决了。这种民间调解的强势地位造成了民商事审判职能的障碍。即在少数民族聚集的腹心地带，民事纠纷通过诉讼调解解决的相当有限，而法院又受诉权自由的限制，不能主动干预纠纷，强制诉讼，从而形成民族腹心区基层法院民商事审判职能障碍问题。这极大的消解了法律的权威和实际效力，非常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应当想办法予以改变。 2、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或者过渡区，三种纠纷调解方式呈现一种断裂的运作样态 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带或者汉族居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制层面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处于一种并行的断裂样态。这种程序解决方式的断裂，导致了各种调解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调解资源的应用上，就是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制层面的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处于一种并行的状态，相互之间缺乏关联，并为争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市场展开博弈；同时国家层面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耦合机制，缺乏相互衔接的系统性。由此导致了一种旧的民间调解权威在削弱，而新的调解权威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断裂样态。 在这种样态之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会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信息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调解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族别、是否国家干部、力量大小等因素会介入到纠纷方式的选择当中。如果纠纷双方一方为其他民族、一方为少数民族，在调解中多会按强势方的意愿选择调解方式，如果双方都为汉族一般选择国家层面的调解方式解决，如果双方都是少数民族即可能选择民间调解，也可能选择人民调解或诉讼到法院后调解，关键是看哪种方式对强势方较为有利。因此，这种断裂为强势方规避国家法律并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减弱了法律控制社会的效果，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深化，也应当加以改变。 二、民族地区调解资源的整合路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已经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在近代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社会进步史。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定方式对民族地区的调解资源进行整合，特别是对民间习惯法权威的调解。我们认为民族地区调解资源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递进的路径进行整合。 1、习惯法权威的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制层面调解资源的整合 （1）民间调解整合进人民调解的路径。少数民族习惯法权威的民间调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人民调解，且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人民调解法》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很多调解的理念、原则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