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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意义 之三 法家之所以成为我们无法绕开的话题，在人们容易接受的“习惯上讲，是因为苟子乃法家集 大成者韩非的老师，而法家木身又导源于儒，尽管其思想成分屮还含有道、墨诸家的因素。 那么，法家所受于儒家者何？梁启超认为，一是礼与法的同质性，二是儒家的“正名定分”说，三是苟了的“法后王说。因此梁称：“（礼）实几与狭义之法无甚差别。……故苟了Z学，可谓与法家言极相接近，韩非以苟了弟了而为法家大师，其渊源所导，盖较然矣（《先秦政治思想史》）。郭沫若亦认为，“法家导源于儒，商君的主张耕战其实也就是孔子的足食足兵，而法与礼在本质上也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十批判书》）。 只是，当提及儒法关系，尤其是提及法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化时，学界则往往欲言又止，甚至有点讳莫如深。究其原因，我以为大体有以下三点：1,历史上秦朝锻法的结果，曾给屮国带来过空前巨大的兴亡教训，所以从贾谊到谭嗣同，后世儒者都对法家骂口不绝；2, 20世纪30年代由陈启天等“国家主义派”创生的所谓“新法家主义”，具有把屮国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危险性和明确的反共倾向；3,对“四人帮”时期旨在整人的“倫法斗争”运动，人们至今余悸在心，恐惧有加。这恐怕也是李泽厚关于黄宗羲是“具有某种近代意义的法家”等评断，容易被他为魏源正名时所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所抵消的原因，即：“一般地说，作为先秦特定思想政治派别的儒法两家，不应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