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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相关争论概述范文 　　在1962 年的经典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亨利·雷马克说的一段话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滥觞: “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 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 、哲学、历史、社会科学( 如政治、经济、社会学) 、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随着该文的中译首发于《国外文学》1981 年第 4 期( 张隆溪译)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也正式开启了它的中国之旅。在此后 30 年中，不少学者围绕着它各抒己见，却又很难达成共识。所以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理论建构的30 年，也是纷纷扰扰、“剪不断、理还乱”的 30 年。概而言之，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 　　亨利·雷马克在描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时，并没有指明它是否还要“跨文化”，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中国学者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将两者等同起来。比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就声明:“在一个民族范围内，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也属于比较文学。”［2］136直到王向远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们才意识到比较文学界一直引以为豪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原来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而非真的“比较文学跨学科 研 究”。对 此，王 向 远 着 重 从 两 个 角 度 加 以 了辨析［3］102 －104: 　　第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方法。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比如，一部《红楼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毛泽东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还有宗教学的角度、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跨学科”的，然而，都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在陈述了上述两个理由后，王向远提出一个关键性疑问: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同时也“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而研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能属于“跨学科研究”而非“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显然，王向远提高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入门标准，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作了明确的区分，突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比较文学”特性。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范围;按照王向远的标准，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还必须是“跨文化”的，才算是比较文学研究。10 年之后( 2012 年) ，何云波表达了与王向远不一样的看法。作为“泛比较文学”的支持者，何云波提倡不要为比较文学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4］，因此，他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围的界定要“宽松”得多。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可以跨文化，也可以不跨文化，有些时候，最好还是不要跨文化，比如说中国诗与西洋画，两者属于两个无法通约的知识系统，比较出来的也许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并不相干。再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王向远的理解中倒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但何云波却担心，这种研究很容易做成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这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而非“跨学科研究”。 　　何云波没有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作“跨文化”的硬性规定，不等于要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他发现，传统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无视各种学科的“历史性”，比如忽略了过去的“诗”与现在的“诗”、过去的“画”与现在的“画”、过去的“文学”与现在的“文学”等等之间的差异;二是无视各种学科的“民族性”，比如忽略了中国的“诗”与西方的“诗”、中国的“画”与西方的“画”、中国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大量的研究只注重静态、抽象层面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最后获得了一些并不可靠的发现。 　　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何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