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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宪法中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实现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新增“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通过修改，党的领导从仅在宪法序言中规定进入宪法具体条文中。此次修宪中党的领导入宪意义重大，需结合宪法规范意义的探讨以及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整体规定，才能从更深层次上加以认识。 一、新时代党的领导入宪的宪法意义 虽然党的领导以前在我国历次的宪法内容中都有体现，但是仅在序言中历史论证中述及，并没有突出党的领导的实际地位，也不利于党的领导的具体实现。此次宪法修正案把党的领导直接写入了宪法正文，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宪法意义。 一是确认性宪法规范意义。大量的历史叙事是我国宪法规范的一大特征，首先，任何一国的宪法都需要展示其所处的历史背景。这种或从历史的或从结构的视角进行阐释宪法的解释和理解也被称为一种“看不见的宪法”。所以即使不采取历史叙说的方式，任何一国的宪法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历史结构说明。其次，历史事实不但总结过去，更连接现实并指向未来。如果宪法述说中的历史事实就史论史，与现在和未来缺少关联，那这样的历史陈述就缺乏宪法的法律适用性。因此，历史事实的宪法陈述目的在于一方面体现对现实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对今后正确道路的选择指明方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的宪法历史叙述直接体现了中国现行宪法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政治事实。这一基本事实是从历史引申到现实的政治事实。此前我国宪法仅在序言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意在确定执政合法性，这是在特定历史缘由下依历史根基而指向现实的法律确认。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也仅是证明宪法应具超稳定性。但是，用革命的历史事实说明执政的合法性，说服力隨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逐步减弱。不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所赋予的新的历史成就使得党的执政成功的现实事实完全不输于曾经的革命伟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中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论断变为从实践中推导出来的对执政合法性的法律确认。所以，此次修宪后加入的党的领导从法律性质上来看主要是以一种确认性规范进行法律宣示。不过确认性规范的效力除了基于历史解释的确认还体现在经过效力解释的扩大和位阶判断后，在此明确了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本质特征和最高地位的宪法确认。（P122-127） 二是保障性宪法规范意义。基于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本质符码化运作的不同，在功能分化视阈下需要恰当地思考中国当代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化意义。“宪制”不能完全等同于“宪法”，因而实践形成的、经验的“政治秩序”不能自动转换为具有正当性的宪法规则。英语中“Constitution”（宪法）一词的本义是“制度”，而作为法律的“宪法”更多的像德语“Verfassung”（宪法）一词所体现的既是“法律”也是“状态”。即宪法从规范意义上来说既是一国政治关系的状态，也是保障一国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因此，宪法研究中不能只把应受宪法约束的政治本身当作“宪法”，否则就悖离了宪法与政治的关系。所以宪法必须以载明某种政治基本结构的法律文件来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发展、保障为一体。故而，此次修宪将党的领导直接写入宪法在此具有保障性的宪法规范意义，即通过宪法的思想指引和行动协调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P30）其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是以积极地保护和促进对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进行确认和保障，确保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等各方面得以稳固实现。 二、新时代“党的领导”的宪法解释框架的建构 新时代如何在宪法中有效贯彻此次修宪后被更加明确化的党的领导，需要在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框架内进行制度解说和制度定位上的厘定与设置。 一是复合型宪治架构的确立。我国目前的宪治模式是一种基于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由宪法与党规并存所构成的复合型宪治。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其中坚持人民主权是宪治的基石，这种复合型宪治模式肯定了代表全民利益的先锋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与滥觞于域外的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立宪主义和依靠国家公权力机关推动的国家立宪主义不同，我国的宪治架构不是一党主导制宪，而是一党领导制宪。（P43-44）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考量：在此架构下一方面有适用于全国人民的法律，另一方面有适用于党员和党组织的党规，国法党规统一在宪法之中。另外，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是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人民主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行使领导权，并且是在宪法规范下受人民监督而行使。这也意味着这种宪治架构要求通过党内法规对党进行规范，将党员和党组织关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