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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建筑论文 范文一：城市建筑中的现代与后现代主义 自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普遍发生在几乎所有文化部门，比如人们熟知的美术界的马歇尔?杜尚，音乐界的约翰?凯奇和小说界的塞尔曼?拉什迪等，都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但这场争端在城市建筑领域却表现得尤为充分和典型，正如詹姆逊所观察到的那样：“毋庸讳言，建筑才是后现代主义斗争最激烈的领域，因此最具战略意义。正是在建筑领域，后现代主义概念备受争议，被反复探究。只是在这里，我们才更赶趟似地摆出论争所需的理论和实践筹码。”[1]247我们似乎并不难解释城市建筑之所以会成为焦点的主要原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虽然在其它领域同样激烈，比如在文学和绘画等方面，但这些文化部门毕竟距离大众生活较远，它们多少局限于专家小圈子，难以引发全社会关注。而城市建筑则不同，它可以非常直观地矗立在人们视野之内，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美学追求清晰地展现给大众。由于后现代主义者素来有着强烈的大众情结，他们自然不会忽略建筑这块必须占领的阵地。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虽然多数都是建筑学的外行，却都对建筑及其文化内涵抱有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和言说欲望。加拿大的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琴便以后现代建筑为理论模型构筑了其完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体系[2]，并认为“这种建筑的特点也是整个后现代主义的特点”[3]31。因此，仔细审视建筑领域内的这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两种社会文化和艺术风格的整体理解。 一、城市建筑中的现代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也是20世纪初期整个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当时，现代主义在绘画、戏剧和文学领域已过了巅峰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现代主义艺术已开始进入拍卖行、博物馆和大学课堂，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经典。但现代主义却在以格罗庇乌斯和柯比西耶为代表的新一代建筑师那里找到了传授衣钵的信徒。当时欧洲社会普遍面临的任务是尽快收拾一战留下的残局，同时更好解决过快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比如城市人口膨胀，居住环境低劣，生活条件恶化，等等。在短时间内多快好省地建造现代化的车站、学校、医院和居民区来改善城市环境是现代主义建筑师的首要命题。这就导致他们在建筑的总体风格上偏重功能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相反建筑的美学形式和内外装饰等感官特征却不被重视。这表现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上，比如“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装饰即罪恶”等。 由于工程量大、工期紧，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并讲求效率至上的现代人，自然不愿再沿用传统工匠式的建筑方式。另外工业化时代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具现代感的建筑材料，钢铁、水泥和玻璃使他们有充分自由去挑战传统材料难以实现的建筑式样。同时，他们的建筑对象也不再是教堂、宫殿和城堡等这些早已退出历史前台的传统建筑类型，而是商场、车站和居民区这些更具世俗意味的现代场所。所有这些都使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像其他部门的现代主义同行一样激烈地否定传统。“装潢、多色多彩、隐喻、幽默、象征主义以及通俗化都被引入禁录，所有各种装饰和历史性参考资料都被宣布为禁忌”[4]。他们对洛可可或巴洛克等繁琐的古典样式嗤之以鼻，并把现代城市社会的脏乱状况完全归罪于传统建筑的失败。在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著名的宣言书《走向新建筑》中，他们如此宣称道：“现代建筑的那些大问题必须以几何图形方式来解决，……没有规划，我们便会感到让人难以容忍的混乱、贫穷、不雅和任性。”[5]这样，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合理化逻辑为标杆，来改造城市、规范现代城市生活便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梦想。美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将之比喻为建筑领域的一场新教改革，“他们似乎以为，一旦让他们的信念统辖工业化进程，必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让世界变得更好”[6]。 格罗庇乌斯是现代主义建筑最主要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风格最具代表性。他于1923年在德国魏玛为包豪斯建筑学校建造的校舍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他在设计上始终坚持理性化和标准化，尽可能降低成本以适应大规模建造，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决不增加任何无实用价值的装饰。詹克斯曾戏称这种建筑看起来像是工厂里的厂房。这种样式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迅速带到世界各地，成为所谓的“国际风格”，其结果便是让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群都看上去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尤其是那种最为流行的火柴盒和方格子几何造型，显得尤为机械呆板。于是，现代主义建筑仅仅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辉煌后便很快穷途末路。人们没有看到现代建筑师们所构想的那种更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反而随处可见充斥着更多犯罪、丑恶和单调的城市混乱地带。一位留美华人如此描述他在充满现代摩天大楼的曼哈顿街区的感受：“这里是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