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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沙飞的系列作品考证 沙飞：《战斗在古长城》系列 如果要从沙飞的所有摄影作品中，拿出一幅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恐怕无人能够否认，一定是这幅《战斗在古长城》了。 这幅作品自1943年首次刊出，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段，70年光阴，从来没有在公众眼前消失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会长英国人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在画册《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中写到：“这些作品将艺术性与鼓动性融为一炉，表明他的祖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决不会失败。我携带着沙飞的照片重访这段长城，深切地感受到沙飞是在通过摄影让万里长城永存。长城永存，沙飞的长城摄影作品传世，沙飞这个名字也将永存，因为这个名字与长城血肉相连。” 这幅作品最早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第4期，附在“晋察冀八路军的战斗胜利”一文中，使用的标题是“转战在喜峰口外的晋察冀八路军”，署名是“孔望”。但经专家们考证，拍摄地点并非位于河北唐山迁西县的喜峰口，而是河北涞源的浮图峪。拍摄的时间也有多种推论。加上专家们在现场考证已确认：战士前方并非战场，这个场景只能是专门为了拍摄而组织。这些矛盾之处，使人们对照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对沙飞是否合格的摄影记者，是否在客观地报道战事产生怀疑。更有人依据完美的画面结构和强烈的鼓动效果，把照片列入贬义的“宣传”范畴，或干脆称沙飞为同样具有贬义的“新华体”的始祖。广泛的使用与重重疑点，使这幅照片充满了神秘色彩，争议不断。 其实与这幅照片同类型的以长城为背景的作品是一个系列，包括“不到长城非好汉”、“塞上风云”、 “卫士”、“八路军在长城上行进”、“插箭岭战斗，八路军指挥所”、“八路军收复插箭岭”（这几幅拍摄于插箭岭）；“战斗在古长城”（另外4幅，有的曾用“八路军机枪阵地”作标题）、“八路军在古长城欢呼胜利”、 “战后总结会”（这几幅拍摄于浮图峪）；“八路军攻克平型关”（又名“长驱出击”）、“八路军骑兵挺进敌后”（此幅拍摄于牛邦口）等，笔者手头存有24幅（未包括“收复紫荆关”一组5幅）。这批以长城为背景的照片除了几幅标明地点外，主要拍摄自涞源的插箭岭和浮图峪长城。后虽然分别用在了不同的地方，但大多为虚题，只在“战斗在古长城”一组中，有两幅明显地标注了含有错误地点“喜峰口”的标题。 使用虚题，意味着这些照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只是用于充实版面内容的插图；从摄影的角度看，则是摄影师希望图片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威廉·林赛给沙飞的长城照片以很高评价，因为沙飞是长城影像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利用长城的象征意义来表达摄影人思想、感情的摄影师。沙飞的这组长城照片之所以影响这样广泛深远，恰恰是因为这种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的、建立在现实影像基础之上的照片所形成的象征意义。 从历史演进角度看，更容易理解沙飞的心路历程。当年的沙飞满怀抗战激情，几乎是第一时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他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的两次个人影展的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用摄影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呼吁。七七事变爆发，沙飞在8月15日的《广西日报》上以“摄影与救亡”为题，更明确地提出了“摄影武器论”思想。8月底，沙飞已经抵达太原，从此再没有回头。 但是沙飞并没有马上参加八路军。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沙飞在太原耽搁了一些日子，甚至没有赶上9月25日发生的平型关大捷，为此十分懊恼。他加入了刚刚由李公朴创建的全民通讯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迅速奔赴五台山采访。刚刚落脚五台的八路军前线总部接待了他，并安排他采访了刚刚从前线下来休整的一一五师官兵，随后返太原发稿。不久太原告急，全民通讯社撤向武汉，沙飞没有撤退，而是于10月中旬再返五台。此时八路军总部刚刚决定，由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带领下，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安排他去杨成武的独立团采访。此时，杨成武独立团正在涞源、灵丘、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一带运动；骑兵营也奉命从山西东北部出发，兵分三路向保定以西急行军，边掠城夺地扩大战果，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沙飞随骑兵营前往独立团，见到好的画面就拍，“沙原铁骑”、“八路军骑兵挺进敌后”、“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等正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聂荣臻明令不得让沙飞到危险的火线去，因此自10月中旬至12月初聂荣臻电召沙飞回阜平领命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一直与杨成武的指挥部在一起。部队连续攻克灵丘、涞源、易县、蔚县、繁峙、紫荆关等重镇，这一带属于崇山峻岭，刚好遍布蜿蜒曲折的长城。 不难设想，作为一个南方人，沙飞初见雄伟壮观的长城是什么样的心情。长城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产物，对于沙飞这个满怀抗战激情、又深深浸润在摄影救国大志之中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