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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考释 武梁祠石刻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是中国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石刻建筑群落，其中以“武梁祠”年代最早，因而得名。在武梁祠堂石刻画像中，董永佣耕事父画像位于武梁石室第三石上，也就是后壁石刻之第二层，右数第三幅画像。对于这幅石刻画像，自宋代以来，曾经有众多学者进行过记述和研究，但直至今日，围绕画面内容的解读，仍然存在着争议和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一、历代学者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的相关考释及不同见解 早在北宋时期，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对嘉祥武梁祠的碑刻与画像已经有所记述；南宋郑樵《通志·金石志》中亦提到“武氏石室画像”，洪适又将武梁祠之榜题和画像著录于《隶释》、《隶续》。大约在元代，武梁祠历经黄河洪水淤漫，湮没于泥沙之中，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被金石学家黄易重新发掘出来。清代以前，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并无人专门研究，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对此画像也没有多加留意。清代学者中，较早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进行解说的是翁方纲，其《两汉金石记》卷十五曰：“第卅八幅，凡二榜，画永父持杖，后有车，董永立其前。”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阮元、毕沅等所撰《山左金石志》卷七也对武梁祠董永画像进行了记述：“左一车轮，一人坐于辕上，右手执杖，左手高举，榜题：‘永父’二字。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首顾坐者，榜题：‘董永，千乘人也’六字，‘也’字半泐。左右空处，各缀一兽，半泐。”此后，清代学者不断对此图进行考释，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曰：“一人坐辕上，榜题‘永父’。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榜题‘董永千乘人’也。”冯云鹏、冯云鹓所辑《石索》卷三曰：“永父坐车辕上，与世传卖身葬父事不合，盖别有事实，于今失传耳。永父车后有一树，有一人攀援而上，俱未考。”瞿中溶所撰《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于嘉祥武梁祠画像描述详细，考证精深，此书卷五对武梁祠董永事父图尤其有确切说明：“图有二人，其右左手扶杖，杖头有鸠，左手前指，坐于一轮车架之辕，面左者，董永之父也，其车架上有一器如罋。……其左一人向左立，首回后右顾其父，而两手拖物者，董永也。” 经过瞿中溶及其之前学者的努力，武梁祠董永事亲图中几个最主要的画面形象已经被解说清楚。关于董永和永父，原画中的榜题已经注明，论者皆无异议。瞿中溶对董永父所乘之车与所持之杖，进行了仔细观察，他注意到永父杖头有鸠，是一根鸠杖；又根据《后汉书》里《鲍宣妻传》、《赵憙传》、《范丹传》、《杜林传》中相关记载，考证武梁祠画像董永图中的鹿车“乃今北方乡人所用之一轮小车”，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独轮小推车，永父所坐独轮车上还放有一个陶罐。瞿中溶研究武梁祠画像所依据的底本是黄易的精拓本，《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书后另附有《武祠前石室画像考》一文，文中称：“黄小松于山左嘉祥搜出汉武梁祠堂画像，椎拓甚精，予既为之详考其事，补前人所遗及正近人所说之悮，成书六卷矣。”因为黄易拓本为初拓善本，瞿中溶在考证武梁祠画像时，通过黄易拓本得以观察到其他学者所难以见到的细微之处。例如，董永事父图中，鹿车后倚大树，树右方的图案，《山左金石志》卷七将其理解为：“树一丛，树右一兽。”瞿中溶则清楚地说明此图案是：“车右后倚一树，树右有一小儿，攀援欲上。”瞿中溶还发现董永前方左边“地上有一器如竹笥”，此器物为“锯齿口圆器，纹如编竹为之者”，如果拓本不是非常精致细腻，石刻竹器上的纹理是表现不出来的。当然，瞿中溶对武梁祠董永画像中图案的论证也有可以补充和商榷之处，如关于画中董永所持之物，瞿中溶未加考察，后世有的学者将其释为农具，如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解释为：“（永父）右手前指，似乎在指点董永耕作。董永立于左侧，右手执农具，回首萦望其父。”有的学者将其释为地上竹笥的盖子，如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释图曰：“一人坐鹿车，左手扶鸠杖，右手直前者，董永父也。车后倚一树，有小儿攀援欲上。左一人向左立，回首顾其父，左有一器，以右手执其盖者，董永也。”再就是对董永左右两侧上方动物图案的解说，瞿中溶之说也值得再加辩证，后来学者们围绕武梁祠董永画像所进行的探讨，争论和歧见亦集中于此。 二、对董永事父画像左右两侧上方图案所表现故事内容的考释 关于董永左上方的图案，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卷五解读为：“董永之左上空处，一四足有尾之兽，盖点缀也。”对于瞿氏此说，后世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而是参照董永传说的相关文献记载得出了各种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是熊，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董永左上方有一似熊的动物，是点缀品，与内容无关。”蒋英炬《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上缀一羽人和一熊。”肖贵田也认为武梁祠董永事父图中，董永左上方图案为熊类，“熊类兽仅左上肢上举，右上肢曲肘于胸前。”肖先生之所以有此看法，可能是对图形存在误解所致，原因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