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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误区重铸辉煌 一、走出追随司徒越的误区 缘于某种历史机遇，上世纪70年代末，司徒越书法在安徽书坛巍然崛起，一时间，在人们的盲目追捧下，俨然成了安徽书坛的一面旗帜。于是，效仿者蜂起，特别是寿县、淮南、六安与合肥等地的一些书法爱好者，更将司徒越书法偶像化，不仅顶礼膜拜之，而且亦步亦趋之，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司徒越书法克隆品。令人扼腕的事情还在于，直至今天，在安徽举办的一些大型书法展览中，我们仍可看到司徒越书法克隆品的频频亮相；在省内外的有关报刊上，我们仍可看到个别司徒越书法追随者，闭着眼睛大捧特捧司徒越书法，说什么司徒越书法既继承了古人又发展了古人，具有极高美学价值，为当代书坛首屈一指，他人很难望其项背，等等。 笔者以为，司徒越书法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为安徽书坛的振兴作出了应有之贡献。就造诣而言，尚处于“继承”古人层次（金文属临仿性质，草书亦属明末清初王铎连绵草之翻版），而未能进入融会贯通的“创造”层次，在安徽书坛，或可数一数二，但放到全国书坛去衡量，则不得不退居二流甚或三流。我这样说，既出于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也得到了两个“相关事件”的有力支持。这两个“相关事件”，一者发生于1992年，那年，北京梅墨生先生在《书法报》上发表系列批评文章《现代书法家批评》，寿县有位司徒越书法追随者，因同梅有一定私交，特提供有关司徒越资料给梅，想请梅把司徒越列入“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梅告之以“档次不够”而未果。第二个“相关事件”是，1994年6月，安徽美术出版社《书法之友》编辑部与沙孟海书学院主办“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拟出版一套“近现代书法研究”丛书，以书家个案为主，一人一本。会议要求大家提供候选研究对象，有几位安徽人提出要写“司徒越”，结果却遭到专家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这个人的分量太轻了”。 司徒越先生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学问做得好且品德极其高尚的人，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法有什么了不起，在家乡，只要有人喜欢他就“送”，分文不取。他的书法作品，自己手头留下的很少，绝大部分都被“收藏”在亲友家里或大大小小的家乡官员家里。记得司徒越先生病故后，六安地区（现改为六安市）书协为他办遗作展，很多展品都是从“免费收藏家”那里借来的，为他出的作品集，其中图版大多也是从“免费收藏家”那里拍摄的。上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司徒越的书法作品越来越“值钱”，这时，一些心怀不良的司徒越书法追随者蠢蠢欲动了，开始用自己拙劣的临摹品冒充司徒越原作，到处兜售，牟取暴利。造假行为的猖獗，又带来更大的负示范效应一大批书法爱好者甘心做司徒越书法的克隆者，越像越好，因这样可源源“创收”啊！ 司徒越先生作为一位乡贤、一位地方名家，自值得家乡人尊重之与纪念之，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他的书法一味克隆之都不可取。这是因为，司徒越书法不适合做学书之范本。而今出版业繁荣，各种高水准的字帖书店里都可买到，为什么弃而不取呢？须知，弃“高”就“低”，对学书者个人的发展没有一点儿好处，对整个安徽书坛来说也没有一点儿好处。现代学者、书法家商承祚先生曾告诫我们：“我认为近、现代人的字，特别是现代人的字不能学（小学生除外）！理由很简单，‘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是事实，也是原则，万毋马虎从事，不可不慎之又慎。”由于取法太低，又单一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司徒越追随者作品，只有春蚓秋蛇般的线条、黑压压一片的墨色与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章法，不仅远离高标准的书法创作要求，而且连最基本的偏于实用的写好毛笔字要求都未能达到，堪称地地道道的信笔涂鸦。至于某位拥有显赫官衔的司徒越追随者，利用官场影响而在全省到处题字，则更是令人望而生厌，如果有一天他像胡长青那样倒台的话，那人们铲其字的速度说不定还要快上三分。 书法的天地是宽广的，我要奉劝那些至今仍迷恋司徒越书法而不旁骛的书法爱好者，尽快走出盲目追随的误区，沉入传统，沉入经典，那样，或可有望在今后的安徽书坛占据一席之地。 二、走出追随曹宝麟的误区 如果说司徒越对安徽书坛的影响尚限于局部地区的话，那么曹宝麟对安徽书坛的影响则遍及全省范围，年龄段以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为主，但也不乏少数五十岁上下年龄段的学书者。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曹宝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毕业后分配至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影响了一大批在该校读书的大学生；随后又相继担任全国中青展评委、安徽省书协副主席兼安徽省书法理论研究会会长，在全国展中获“全国奖”，而成为除少数老年书家如李百忍等人外安徽书坛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名家；90年代初，虽离开安徽，定居广州，但在安徽的影响力仍然不减，一则他经常回安徽进行艺术交流与学术交流，二则他经常以访友的名义把自己的书法作品“带”到无数书法爱好者之手，三则安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