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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品上下款改写问题 打开文本图片集 朱家溍先生《故宫退食录·观真迹展览小记》中“《法书大观》上被刮去的御题”一节，记录故宫博物院在1995年举办“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展览，“其中唐代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共10行，在‘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末行的后面有八个被刮的字痕。宋代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末一行‘谨空’二字后面也有八个字痕和一个印痕。许多参观的人都在当场议论纷纷……我想，正有必要向观众说明一下。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妙于取势，绰有余妍’八字，就是原迹上被去掉的八个字。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淳澹婉美，玉润金生’八字，今天的真迹上，也只能看到残存的字痕。”据朱家潘先生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溥仪未出宫前，太监准备盗走，一时又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暂且放在炕板下等待时机。当时的盗窃者对于清代御题和宝玺尚有顾忌，所以把所有十二帖后的御题和宝玺全部去掉，从痕迹上看，很有可能就是用手指蘸了唾液匆匆擦抹的。”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出版《法书大观》，当时的马衡院长要避讳“盗窃”这个敏感字眼，又要合理解释这个问题，嘱咐朱家溍先生在前言中设法解决，朱家潘先生“就引用了一条《石渠随笔》，‘御笔卷册，最爱用旧宋纸，有偶书不慊意，命艺匠刮去一层再写者。题旧画亦偶有刮去再写者’，我在这条引文下面接着写：‘然则此册所题，亦缘书不慊意而刮去者欤？’马院长当时看了满意，也就这样出版了。50年后的今天，借着给参观者讲明白真迹上的痕迹从何而来，顺便也更正一下50年前我这掩盖真相的说明。”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清官旧藏及太监窃取字画的一种情况。而在现存的古书画中，被刮去或割去一些文字内容，虽不常见，但确实不乏其例，情况也不尽相同。笔者在博物馆日常工作中，陆续发现几例款识被动过的实例。 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近代季守正“君子处事有忍乃济，儒者属辞既和且平”隶书联，纸本水墨，长129、宽24厘米。款识：“文敏先生雅属即正，庚辰三月无碍居士季守正。”此联上款“文敏”二字为挖补后补写，痕迹很明显。根据墨色和书法来看，非季守正本人所为。这种挖补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大约是藏家转赠他人，受赠者考虑家里悬挂有别人名字的作品不合适而为之。当然也有可能是藏家转送他人时，考虑有自己上款不宜，本人挖补。 与此例相同或接近者还有安徽屯溪博物馆藏黄宾虹“烟光自润非关雨，水藻俱馨不独花”篆书联，上款“伟庵仁兄先生鉴正”之“伟庵”二字，也是挖补后书写的。但此挖补一般人多看不出，将联映光看，则一目了然。细审笔迹，亦非出自黄宾虹本人之手。 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黄土陵“深院钞书桐叶雨，曲阑联句蒲花香”篆书联，上款“辅廷仁兄大人正字”之“辅”字为挖补后所书。此与上面两例挖补二字有所不同，仅挖去一字，或有可能名字中正巧后一字相同。虽然这个“辅”字在上款字中比较协调，墨色也较接近，但在字的写法上与黄士陵还是有些不同。尤其是横折的写法，补字是颜字的写法，与黄士陵不类，因此判断补书非黄氏亲为。 关于挖补，这里举个笔者亲睹实例。著名中医、书画藏家李济仁先生与笔者舅舅、安徽已故著名画家柳文田先生交好，两人常有书画作品交换或馈赠。李济仁先生曾赠舅舅柳文田一幅程十发先生的人物画，画面为程十发先生拿手的梅花鹿与小女孩，上款题有李济仁先生名字，舅舅将济仁先生名挖去，找接近于原画纸张，并注意纸的帘纹，然后将画和补纸的边扯毛，以水对接、磨砑，然后将墨的浓淡调到接近原作，再模仿原作书法笔迹补写自己的姓名。此种挖补、题写水平很高，经过装裱，基本做到天衣无缝。这种挖补的动机，与上面提到的三联应是同出一辙。 安徽歙县博物馆藏乾嘉朝重臣曹振镛行书联“妙境当前，霁月光风皆学问；会心不远，花香鸟语尽文章”，下款署“丽笙曹振镛”，此联用洒金红蜡笺纸写就，虽然下联较上联颜色明显偏淡，但为同一联无疑。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题上款的位置，会隐约看见有“××大兄先生雅正”字迹，但大兄前面两个字清除得一点都辨识不出。这种彻底除去上款的做法，自然有其动机和目的，只是我们尚不明了而已。 上面所谈，都是改动和清除上款者。而改下款的，其目的基本都是为了利，规律不外乎无名改有名、小名改大名。现实中常有一些没写款识的书画作品，藏家和画贾多根据书画接近某家风格而添加款识。对于有下款但无名或小名者，一般是根据作品风格和时代相机改动。古人署款，常连署字号，有字或号与名家相同者，不同处则是要清除的部分。有的单署名字或字号而与某名家同，但所钤印不同，则清除印章。而挖补的方式，因材料的不同而异，宣纸多用挖补，蜡笺多采取刮磨手段。笔者曾见有人将所藏近代唐文治先生行书联款识中的“唐”字刮去，意欲添“王”字，冒充清代名家王文治。